新加坡发生一起悲剧，一家三口来自东北，移民新加坡多年，住在组屋。父母都是高知，女儿在新加坡名校就读，曾是学霸，拥有剑桥博士学位，但后来精神失常，生活不能自理。 10月6日清晨，新加坡勿洛一栋组屋7楼的曾先生接到母亲的电话：“你家天花板漏水了，味道很奇怪。” 他赶回家，仰头一看，天花板上渗出的不是水，是一滩暗红色的粘液，混杂着令人作呕的异味。 他立刻报了警，几个小时后，警察撬开8楼那户紧闭的门，现场令人震惊：屋里一男一女双双倒毙，男子已化为白骨，女子则瘦得皮包骨。 屋内没有挣扎痕迹，没有外人闯入的迹象——一切，像是“安静”地死去。 死者是父女，来自中国东北，移民新加坡已近30年。 父亲徐建国，曾是大学讲师；女儿徐娜，曾是新加坡文教界的传奇人物。 1997年，她是全国华文写作冠军；2001年，她以第一名成绩考入新加坡国立大学；2003年，完成硕士学位；2008年，她拿到了剑桥大学博士学位，随后进入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工作。 剑桥博士死在组屋里，死因疑为长时间得不到照顾、饿死；她的父亲，早已死去数月，遗体腐烂殆尽。 整个社区，直到尸体渗出的体液和恶臭蔓延到楼下，才察觉到这对父女的存在。 2016年，母亲因病去世，此后，徐家的门几乎就没再打开过。 起初，大家以为他们只是伤心，父女依旧住在一起，父亲偶尔出门买菜，戴着帽子和口罩，很少说话；女儿则几乎不再出门，时间久了，邻居们习惯了“这家人沉默寡言”的状态。 这场悲剧并非毫无征兆。 徐娜从剑桥回来后，曾在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工作过几年，但后来突然辞职回国，在那之后，她的履历断了。 没人知道她经历了什么，有熟人说，她精神状态“像变了一个人”；也有人说，她开始迷信，甚至怀疑周围人要害她。 她曾尝试找工作，却屡屡失败，她的Facebook在2014年后再无更新。 母亲去世后，家中只剩她和父亲，父亲年事已高，本身就有慢性病，但为了照顾女儿，他独自扛起了生活的全部。 邻居曾看到他一次拎着重物上楼，喘得不行，有人想帮，他摆摆手：“不用，我们很好。” 这是“体面”的代价。 徐娜可能不愿被外界看到她如今的样子，她是曾经的“天之骄子”，她的名字写在奖项里、毕业证书上、学术论文中。 她不想被看见她崩溃、失控、需要帮助的一面，于是，她选择了沉默，选择了不伸手。 她父亲也一样，一个高知家庭，在新加坡这样一个福利完善的国家里，硬是活成了“隐形人”。 “不是制度不够好，而是他们不配合。”这是很多人在看到这个新闻后的第一反应。 可这真的是“配合”的问题吗？ 这场悲剧，也是现代都市邻里关系的一面镜子。 在新加坡，组屋是邻里制度的核心，大家住得近，低头不见抬头见，但这种“近”，是物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 人们越来越习惯于“不打扰”，越来越害怕“多管闲事”，哪怕闻到臭味、听到奇怪的动静，也常常选择“装作没看见”。 “万一是误会呢？”“人家可能不喜欢被打扰。”——总是用这些话说服自己，最终让一个本可以避免的悲剧，悄无声息地发生了。 徐娜的死，也敲响了另一个警钟：精神健康，是幸福大厦里最容易塌陷的一块基石。 她是新加坡教育体制下的“优等生”，是无数人梦想的终点，但她的精神崩溃告诉我们，教育和学历不是心理健康的保障。 尤其是高知群体，他们的精神压力常常被忽视，成功、光环、责任，这些词汇在某些时刻，不是荣耀，是枷锁。 人们太容易为别人的“体面”鼓掌，却忘了体面的背后，可能是无声的崩溃。 在新加坡，越来越多的老人被迫照顾比自己更需要照顾的人，一个80岁的父亲照顾50岁的女儿，看似可行，实则危险。 一旦这个“照料者”突然倒下，整个系统就崩了。而这个系统，仅仅是一个两人的家庭。 没有支援，没有替代方案，也没有预警机制。 老年人不是万能的，他们本身就是需要照顾的群体，这个问题在新加坡，甚至全世界，都越来越普遍，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徐家的门已经被打开了，但无数个“徐家”，可能还在沉默之中，他们不哭不闹，不求助不呼救，只是安静地，从社会的边缘，一点点滑落。 这不仅是一场悲剧的终点，更是一个社会成熟与否的试金石，不能等到臭味飘出天花板，才知道隔壁有人死了。 信源：中华网——男子在家中死亡 女儿疑伴尸多月后饿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