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仓临死前给好友段翔九留下了一句遗言：“永康街13巷七号段翔九兄鉴：弟已被判死刑，请转知家属，死后即用火葬。陈宝仓绝笔六月十日。” 1952年北京火车站，师文通捧着骨灰盒，指腹磨过盒面。盒里是陈宝仓的骨灰，从香港辗转来，走了整整两年。她怀里揣着块小木牌，是陈宝仓赴台前塞给儿子的。 木牌上刻着“平安”二字，边角被孩子摸得发亮。风吹起她的衣角，她抬头望向远方，像是在等故人归。 这块木牌，是1949年陈宝仓送儿子离台时给的。那晚他没开灯，借着月光把木牌塞进儿子手里。“到了香港，好好听妈妈的话。”声音比平时低了些。 儿子追问“爸爸什么时候来”，他别过脸没回答。送完儿子回家，他在书房坐了一夜，台灯亮到天明。 陈宝仓第一次拿木牌，是在保定军校的训练场上。1918年，他和段翔九练负重行军，段翔九脚崴了。他二话不说，把段翔九的装备扛到自己肩上，还递过块木牌。 “拿着，咱军校人，得扛住。”木牌是他用刺刀刻的。后来段翔九常说，要不是陈宝仓，他熬不过那段日子。 那时的陈宝仓，右眼还没伤，是军校的优等生。工兵科绘图考试，他总拿第一，图纸画得比印刷还齐整。有次教官拿着他的图问“怎么练的”，他说“夜里就着油灯画”。 他父母早亡，靠考第一减免学费，饭都舍不得多吃。谁都以为，这小伙子会在国民党军里前途无量。 没人想到，1945年青岛受降时的陈宝仓，心里已有了方向。他穿着中将制服，接过日军降书时，手指攥得发白。台下百姓喊“谢谢将军”，他却想起军校时的初心，护家国。 受降后没几年，他就接了潜伏任务，赴台当国防部高参。出发前，他故意和师文通吵了架，让她带着孩子“走”。 在台湾的书房里，陈宝仓的台灯夜夜亮着。他右眼在抗战时伤了，看地图得用放大镜，却从不错漏。台军的番号、防御工事，他一笔一画描在纸上。 用米粥做隐形墨水，写在报纸边沿，悄悄交给吴石。每次交接，他都要绕好几条街，确认没人跟着才敢动。 1950年2月，蔡孝乾叛变的消息传来，他没慌。他把藏好的情报烧了，又把放大镜擦得干干净净。特务来抓他时，他正在书房画图，连手都没抖一下。 酷刑加在身上，他只说“我是军人，做该做的事”。老同事来劝降，他提保定军校校训“守信”，劝降的人红了脸。 1950年6月10日，法庭上的陈宝仓很平静。审判只用了10分钟，念完罪名就判了死刑。临刑前给的写字时间，他没给家人写信，只写给段翔九。 “死后即用火葬”，六个字写得有力，没半点含糊。他知道，白色恐怖下，只有火化，骨灰才能回家。 段翔九收到信时，手止不住发抖。他看着信上的字，想起保定军校时陈宝仓的笔迹。“这老兄弟，到最后都想着回家。”他抹了把眼泪。 他赶紧联系师文通，说“宝仓的心愿，咱得帮他了”。师文通托了两个朋友，冒死去刑场接遗体。 那时遗体已开始腐烂，朋友还是坚持火化。骨灰要送香港，女儿陈禹方的同学殷晓霞接了活。她没入港证，把骨灰罐用厚布绑在腰间，跳进海里。 海水冻得她发抖，她却把骨灰罐护得紧紧的。到香港时，她的衣服都冻硬了，骨灰罐却没半点事。 1980 年，段翔九给孩子讲完故事，把木牌交给陈宝仓孙子。“你爷爷用一辈子，守住了木牌上的字。” 孩子点点头，把木牌抱在怀里。 如今，陈宝仓的墓碑前，常有人来献花。他的孙子会带着孩子来，讲“爷爷是英雄”的故事。保定军校纪念馆里，陈列着他当年的绘图工具和木牌。 有人指着木牌问“这是什么”，讲解员会说起那段往事。这位右眼失明的将军，用生命守住了信仰，也永远回了家。 信源：百度百科陈宝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