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5月6日，周作人下地小解时，突然猝死，他死后，被家属销户，骨灰盒也不认领。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宦家庭，原名櫆寿，后改名奎绶，字启明，他的早年生活并不显得特别起眼，但正是这个身处官宦之家、享有相对优渥生活的孩子，注定要在人生的后半段面临历史的重大考验和文化的两难选择。 周作人年少时便表现出较高的文学天赋，与哥哥鲁迅一起，他在三味书屋读书，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然而，家庭的科举背景并未让周作人局限于儒学的框架，他的目光早早地转向了西方文化，1906年，周作人跟随鲁迅一起前往日本留学，进入东京法政大学预科，后来转学至立教大学，学习希腊文和英文，在那段日子里，周作人不仅接触到西方的文学、哲学和思想，还与鲁迅合作翻译《域外小说集》，为他日后的文化事业奠定了基础。 1911年，周作人回到国内，开始从事教育工作，他在绍兴中学担任教职，1917年，蔡元培邀请他来到北京大学，担任文科教授，并讲授欧洲文学史等课程，周作人的文化视野逐渐拓展，他的学识和文笔深受学生和同行的认可，然而，正是这种学术地位与社会影响力的积累，为他在未来的抉择中埋下了隐患。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周作人在《新青年》上的文章《喝茶》和《乌篷船》让他成为现代散文的奠基人之一，他的散文风格清新脱俗，强调“平和冲淡”，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文学审美，此时的周作人，正处在文化界的风口浪尖上，与鲁迅并肩，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领军人物之一，与此同时，他的翻译工作也在不断推进，《源氏物语》、《希腊神话》等作品的翻译，使他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正当周作人的文化事业如日中天时，历史的风暴却突然席卷而来，1937年，北平沦陷，北京大学随即决定南迁，然而，周作人却选择留下来看守学校财产，并以“家口拖累”作为主要原因，这个决定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虽然他在一片汹涌的政治风波中，始终声称自己是为了保护北大的文化财产，但这并未改变社会对他“文化汉奸”的评价，周作人接受了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职务，并在1941年升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月薪高达1200银元，这种待遇在当时令许多教授眼红，但也让他成为社会上质疑和攻击的对象。 周作人对自己行为的辩解似乎并未得到认可，1945年，抗战胜利后，周作人被以“汉奸罪”逮捕，并被判刑14年，后减为10年，在监狱中，他的生活十分困苦，每月仅能领取2000中储券，远不及他曾在伪职时的优渥待遇，尽管如此，周作人依然保持着作为文化人的尊严，曾向同狱的囚犯抱怨狱中的待遇过低，然而，他的社会地位和文化成就，已被“汉奸”标签深深覆盖，难以再有所回旋。 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被释放，并依然从事翻译工作，虽然周作人通过翻译《希腊悲剧》和《伊索寓言》等经典作品，继续为社会提供文化贡献，但他始终背负着那个沉重的政治标签，周作人的翻译工作，虽然让他在文化领域继续占有一席之地，但他在精神上的孤独和物质上的贫困却在不断加剧，1952年起，他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特约译者，每月预支稿费200元，但随着时代变迁，他的生活也越来越困窘，日籍妻子羽太信子患病多年，医疗费用让家庭经济陷入困境，周作人为了节省开支，和妻子生活在简陋的小房子里，而他日渐衰弱的身体也没有得到足够的照顾。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周作人受到的压力更大了，收入中断，物资匮乏，甚至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成了问题，周作人逐渐陷入了深深的困顿，他的身体开始出现严重的营养不良，双腿浮肿，行动困难，晚年，周作人生活在简陋的厨房里，睡在地铺上，曾写信恳求“安乐死”，希望能摆脱这种生不如死的日子，然而，这些请求都未能得到回应，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在家中孤独地去世，他的妻子和家人匆忙销户，将他的骨灰匆忙火化后，放在八宝山公墓无人认领，三年后，由民政部门按规定处理掉了这位文化巨人的骨灰。 周作人的死，象征着一个时代的落幕，那时候，社会的冷漠和政治的冰冷让周作人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几乎与世隔绝，他的兄弟鲁迅早已去世，而周作人则在历史的漩涡中被遗弃，即使他曾为文化事业作出巨大贡献，最终却因自己的政治选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周作人的名字，甚至在文化界也成为了一个禁忌，许多曾经与他亲近的朋友和学生都选择与他断绝联系，对于周作人的死，几乎没有人愿意公开表示悼念，甚至连他自己的侄子也没有出席任何悼念活动，遗体在火化后的骨灰也没有得到妥善安置。 信息来源：正北方网——周作人被判死刑后辩护：我是被日本人一枪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