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一个84岁的老太太来到政府接待处，对工作人员说：“我要捐款24亿！”她是什么人？哪来的这么多钱？ 1984年秋日，北京西城区政府接待处的木门被推开，穿灰布工装的耿维馥攥着捐款文书的手在抖。 工作人员反复清点24后面的八个零，钢笔尖在纸上洇出墨团，这笔相当于全国两千万人月工资总和的巨款，来自一名月薪36元的街道清洁工。 耿维馥的人生在十六岁那年拐入暗巷，初见赵欣伯时，这位留日归来的才子正为亡妻王碧琰服丧，少女情怀让她应下更名换姓的屈辱条件，从此成了“赵碧琰”的替身。 她不曾料到，丈夫任伪满洲国奉天市长时，将搜刮的民脂民膏换成东京银座的地皮，房产证上却烙着她的新名。 1946年赵欣伯猝死狱中那天，她烧掉所有和服照片，带着儿子搬进大杂院，扫帚柄磨出的老茧盖住了曾经弹钢琴的纤指。 东京的房产在战后疯涨，铃木弥之助等日本友人试图侵吞资产，十几个“赵碧琰”突然冒出来争产，1963年耿维馥通过侨联求助，外交部档案员在发霉的户籍册里找到关键证据：昭和十四年（1939年）的房契留存了她左手拇指的螺形斗纹。 当日本法庭宣布三十亿资产归属时，她摸着判决书上烫金的菊花徽章，想起赵欣伯被免职那晚砸碎满屋清酒瓶的脆响。 家庭会议在筒子楼公用厨房召开，子女们盯着存折眼神发亮，耿维馥却抽出夹在粮本里的旧剪报：泛黄的《人民日报》刊登着“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募捐启事，贵州小学生捐出压岁钱的新闻旁，有她当年省下半月菜钱寄出的一元汇款单存根。 二十四亿汇款单签署当日，财政部特批的纪念证书被她折成纸船，放进护城河漂远，就像幼时在老家放生祈福的河灯。 余下的六亿她分出五亿设立教育基金，其中三千万指定汇往日本华侨学校，账户开设时，工作人员发现收款方包含东京女子师范，那是赵欣伯前妻王碧琰曾求学的校园。 中日友好医院特护病房里，护士见过耿维馥摩挲钢镚儿大小的黄金袖扣，那是丈夫遗物中唯一没变卖的东西，扣面菊纹被磨成模糊的光斑。 八宝山葬礼上，当年接待捐款的工作人员在花圈缎带发现一行小字：“耿维馥同志补缴1949-1953年清洁班党费，共计人民币肆角整。”骨灰盒暂存处，管理员见过她生前托付的漆器盒。 内有两份并置的文书：1984年日本法庭判决书，以及1951年北京市清洁大队录用通知。 赵家老宅现址立着青少年金融教育基地，展厅玻璃柜里，东京地契影印件与长城砖拓片并陈，捐款凭证缩微胶片在射灯下泛着冷光。 曾有参观者注意到契约签名栏“赵碧琰”三字的墨色比其它字浅淡，像随时要化在纸里。 参考资料：澎湃新闻《“汉奸丈夫”在日本留下巨额遗产，她花21年追讨成功，捐给国家24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