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副军职跨大军区调动，得知是替别人来的，21年里职务一动不动 “1960年3月10日，李大清被通知：‘明天启程去济南军区报到。’”短短一句话，定下了这位副军职干部此后二十多年的轨迹。没有寒暄，也没有征求意见，命令下发即刻生效——这在当时的部队再正常不过。 那一年，全国正处于严重的物资紧缺阶段。广州军区机关里还能吃上一碗白米饭，对北方多地来说却成了奢侈。李大清原本担任广州军区工程兵副政委，气候温润，粮食供应相对稳定。他在南方待了三年半，渐渐习惯了早晨的一碗艇仔粥、下午收工时隐隐传来的粤曲。有人暗暗羡慕他的生活条件，可命令一下，他还是抹了抹额头的汗，整理行李登车北上。 初到济南军区，迎面扑来的黄沙和干冷让这位江西籍老红军有些不适应。更让他意外的是，副政委的椅子本不是为他准备的。原拟调来的人嫌济南条件差，打了退堂鼓，领导只好换人。李大清听说此事后只是淡淡地笑了笑：“组织需要我来，那就来。”一句话，再次体现出老一辈军人的那股坚决。 接手的第一件事是修建军区野战临时机场。昼夜温差十多度，工地尘土呛得人直咳，他仍坚持现场办公。有人劝他多回机关休息，他摆摆手：“工程兵就得蹲在工地。”事实上，他并未透露自己的高血压已时常让耳膜轰鸣。到1963年，济南军区工程兵的基建任务排在全国前列，工程质量得到了总参评价“达优良标准”，这在物资匮乏时期颇为不易。 时间进入1964年，国防施工重心逐渐北移。济南军区工程兵肩头忽然多了一批三线建设的急活：地下油库、战备公路、野战桥梁……李大清每天往返数百公里，人瘦了一圈。有人私下说，“副军职折腾成这样，不担心前途？”而他认为，“完成任务才是资历”。一句带着赣南口音的回答，把讨论戛然终结。 1973年3月，他在一次汇报会议上突感天旋地转，随后倒在投影图纸旁。军区总医院的值班医生紧急抢救，两小时后送入手术室。诊断结果：蛛网膜下腔出血，病因与长期劳累、高血压相关。济南方面立刻电告总后卫勤部，请北京专家空运会诊；几番抢救，他在第六天脱离危险，但左侧听力再未完全恢复。此后一年，他被批准病休，住在济南郊外的一处康复所。每天上午，老干部们散步聊天，他却抱着地图研究战备公路网络；下午练习握力恢复，偶尔打起军棋，竟也常常“将”得年轻参谋满头大汗。 1975年回到岗位时，工程兵部正赶上重大调整。上级决定：济南军区工程兵整体裁撤，部分专业力量并入砺兵一线，机关干部分类安置。这是那轮“精简机关、充实基层”方针在各大军区落地的缩影。政委调往省军区，主任进入顾问序列，几位副主任改政工或技术岗。年逾五十的李大清被安排为军区装甲兵顾问，理由有二：一是副军职编制已满，二是身体状况难以再担重任。听完通知后，他只是笑道：“顾问也好，只要还能出点力。” 顾问这顶帽子看似清闲，实际不乏挑战。装甲兵强调快速机动、高度协同，大批新式坦克陆续入列，需要结合山东丘陵地形重新设定行军路线。李大清草拟的《北方装甲纵深突击演练场地建议》先后被四个军采用，后来还被总参选入培训教材。对此，他少见地显出一丝得意，“工程兵出身的人，盯着地形就像木匠盯着木料，总能看出门道。” 时间推到1978年。全军实行“百万小裁军”，济南所在的中部战略方向重组，各兵种机关再次压缩。装甲兵顾问编制即将撤销，李大清主动提出离休，组织批准。离休那天，他整理材料，才恍然意识到：自1957年获副军职起，整整21年，职务名称未曾变动。有人感叹这在当时少见，他却说，“能在阵地上多站一天，就不算白熬。” 离休后，他住进军区干休所。记者来访，最喜欢问他为何未更进一步。答案并不玄妙：一是身体停在了警戒线；二是副军职在那个年代已属高配，上升空间有限。更重要的是，他把“服从”二字刻进骨子，不善经营人际。 值得一提的是，他始终放不下山东的炮兵靶场。1980年春季，他特意回去看望官兵。站在山坡上，听新型自行火炮轰鸣，他面带微笑，却转身对年轻旅长叮嘱：“别只图火力猛，工事、道路、伪装一样不能少。”那位旅长后来在回忆文章里写下：“老首长说完就走，背影瘦却直，风一吹衣角像旗子。” 1981年，装甲兵总部缩编为正军级，正是那场大调整的收官动作。此时，他已在干休所专注整理个人笔记，多是工程敌工、防护掩体的手绘草图。有人劝他写回忆录，他摆手：“再写那些光环，我不自在。把经验留下就行。”多年后，国防工程某型预制掩体项目引用了他的老图纸，设计员感叹：“六十年代的想法，今天仍管用。” 回望李大清的履历，一条线索贯穿始终：副军职跨区调动起步，二十一年位置没动，却把三个阶段的重大任务做得踏实。有人统计过，他主持过的大小工程超过三十项，只有一次因气候延误工期，未曾出现安全事故。或许，在那个讲究“服从即天职”的年代，李大清算不上轰轰烈烈，却以稳健作风为部队留下可靠底座——这何尝不是另一种“战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