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罗广斌被叛徒供出，特务知道他是国民党司令罗广文的弟弟，在抓捕之前给罗广文打了个电话：有人供出你弟弟是共党。 罗广斌和罗广文，两兄弟的路，从一开始就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哥哥罗广文，黄埔四期毕业，根正苗红的“天子门生”，一路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平步青云，深受蒋介石器重。他信奉的是“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是国民党精英阶层的典型代表。 弟弟罗广斌，却在家乡目睹了太多国民党治下的腐败与民不聊生。在成都建国中学读书时，他遇到了身为地下党员的老师——未来的文学巨匠马识途。**马识途在他心里种下的那颗红色种子，让他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此后，他积极参与学生运动，为党组织做了大量的外围工作，最终在1948年，由江姐（江竹筠）等人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组织交给他的第一个重要任务，极具戏剧性，也充满了危险——策反他的亲哥哥，罗广文。 罗广斌回到重庆家中，小心翼翼地开始了这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与哥哥的每一次交谈，都像是在刀尖上跳舞，既要试探对方的立场，又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然而，他不知道的是，一张由叛徒编织的大网，已经悄然向他撒开。 1948年9月，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关键人物任廉儒被捕叛变。在他的供述下，一大批地下党员的名单落入了军统特务徐远举的手中，其中就包括“罗广文的弟弟罗广斌”。 徐远举看到这个名字时，着实吃了一惊。他深知罗广文在国民党军中的地位，不敢贸然行事。**抓一个普通的“共匪”容易，但动一个兵团司令的亲弟弟，这其中的政治风险，他必须仔细掂量。**于是，便上演了开头那一幕，他选择先给罗广文打个电话，把这个烫手的山芋抛了过去。 罗广文接到电话后的反应，至今读来仍让人心中五味杂陈。短暂的沉默后，他对着话筒缓缓说道：“那就抓吧。不过，别伤及性命，我父母年纪大了，受不了这个刺激。” 这句话，可以有无数种解读。有人说，这是他为了自保，与弟弟划清界限的冷酷之举。也有人认为，在那个非黑即白、你死我活的年代，他或许认为让弟弟被抓进监狱，由自己熟悉的徐远举“看着”，反而是保住他性命的唯一方法。毕竟，一旦罗广斌继续从事地下活动，随时可能死于非命。 无论罗广文内心如何挣扎，这通电话的结局是注定了的。得到了哥哥的“默许”，徐远举再无顾忌。1948年9月10日，特务以“马识途有信”为由，将罗广斌骗出家门，实施了抓捕。 被捕后的罗广斌，先是被关押在渣滓洞，后又被转到白公馆。这两座监狱，被人们称为“两口活棺材”，无数革命者在这里被折磨至死。罗广斌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但他没想到的是，自己将在这里经历一场比酷刑更折磨人的考验。 因为哥哥的特殊身份，特务们对他确实“另眼相看”，没有对他用重刑。徐远举甚至亲自出马，假惺惺地劝降：“只要你退出共产党，看在你哥哥的面子上，我保你没事。” 罗广斌的回应只有冷笑和沉默。 劝降不成，特务们又想出了更阴毒的招数——让他的父母前来劝说。年迈的父母老泪纵横，跪在儿子面前，求他“回家”。罗广斌心如刀割，但他还是坚定地摇了摇头：“要杀要剐随你们便，我绝不会靠我哥哥的关系活命！” 这种“优待”让罗广斌在狱友中备受猜疑。**“他怎么每次审讯都完好无损地回来了？”“他是不是叛变了？”**这种来自同志的误解，比敌人的鞭子更让他痛苦。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在一次叛徒冉益智前来指认他时，罗广斌冲着牢房外的同志们用尽全力高喊：“冉益智叛变了！”，彻底断了敌人利用他劝降其他同志的念想。 这一声怒吼，让他换来了四十斤重的脚镣，也换回了同志们的信任。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的黑暗岁月里，他与狱中的同志们一起，成立了秘密党支部，用“狱中八条”总结血的教训，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坚持着斗争。 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开始了最后的疯狂大屠杀。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被罗广斌等人策反的看守杨钦典，冒着生命危险打开了白公馆的牢门，罗广斌与其他18位同志成功越狱，逃出生天。 重见天日的罗广斌，内心却充满了巨大的悲痛。太多优秀的同志，包括江姐、小萝卜头，都牺牲在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为了让世人永远铭记这段历史，他擦干眼泪，拿起了笔。他与杨益言、刘德彬等幸存者一起，将狱中的亲身经历和同志们的英勇事迹，写成了一部不朽的红色经典——《红岩》。 这本书，不仅是对那段峥嵘岁月的真实记录，也是对无数革命先烈最深切的怀念。书中每一个鲜活的人物，每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都源于作者们刻骨铭心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