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蒋介石和宋美龄，从菲律宾访问返台。专机降落在嘉义机场，刚落地，一架 C-47 运输机，当着他的面起义。这事让蒋介石气得直跳脚。 10 月 16 日傍晚，蒋介石和宋美龄的专机刚触地。舷梯旁的官员立刻围上去，抢着说恭维话。 蒋介石扫了眼停机坪，突然发现不对劲。一架 C-47 运输机的尾翼，正悄悄转向跑道。这架飞机本应停着不动，此刻却要行动。 驾驶舱里，江富考手心全是汗。他深吸一口气，手指碰了碰仪表盘上的 “248” 编号。 这架 C-47，曾带他飞过驼峰航线，那时他是抗日英雄。后来，它成了打内战的工具。现在，这架飞机要带他走向新生。 副驾驶周震南递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油已满，随时待命”。字迹潦草，却透着坚定。机械师石健儒和陈尚明对视一眼，各自检查起落架锁扣。他们心里清楚，一旦启动飞机，就和过去彻底决裂。 江富考对着无线电说：“塔台，C-47 试机，请求滑行。” 他的声音很平静，和平时训练时一样。 塔台管制员看了眼远处的专机，挥挥手答应：“准许滑行，注意航向。” 他没发现，这架 “试机” 的飞机，早藏了叛逃的心思。 引擎启动，C-47 慢慢滑出停机坪。这时蒋介石正和宋美龄接献花，人群的欢呼声盖过了飞机的声音。突然，一名侍从官凑过来小声说：“委员长，有架运输机擅自起飞了！” 蒋介石猛地抬头，看见那架 C-47 已经升空。尾焰在暮色里很刺眼。他的脸一下子铁青，手指紧紧攥着金丝楠木手杖。这根象征权力的手杖，此刻没一点用。 宋美龄也吃了一惊，抬手捂住嘴，目光追着飞机。她不知道，这飞机上的人，早不想跟着国民党了。 江富考会起义，要从 1947 年的一次任务说起。那年他奉命轰炸太原郊区的解放军阵地，却偷偷把炸弹舱的引信调松。 最终，炸弹落地没爆炸，他看着硝烟中的村庄，突然想起昆明航校教官的话：“飞行员的枪，不该对着自己的同胞。” 从那以后，江富考心里一直有愧疚。后来他遇到地下党员叶文津，叶文津给了他一本《新民主主义论》。这本书让他慢慢理解了共产主义。 叶文津还曾指着驼峰航线地图问他：“当年我们用这飞机给国军运物资，现在却要运士兵打内战 —— 这仗值得打吗？” 这句话戳中了江富考，他最后一点犹豫也没了。 之后，江富考开始秘密联系机工长周震南。周震南也早厌恶内战，两人用维修日志传递消息。比如写 “尾翼螺丝需紧固”，实际是在说油管的事。 这次起义，是江富考算好的时机。他从航空图上看出，蒋介石专机降落后，嘉义机场的警戒会放松。 这时，他让周震南以 “加油训练” 的名义，把 C-47 的油箱加满美制航空汽油。这种汽油燃烧时会有蓝色尾焰，容易被发现，却是他们唯一的逃生希望。 C-47 飞到 3000 米高空时，塔台的追责电话已经乱作一团。江富考关掉应答机，驾驶飞机贴海面飞行。机翼下，台湾海峡的浪头翻得厉害，他的心情也跟着起伏。 突然，石健儒敲驾驶舱门大喊：“后面有战斗机！” 江富考看后视镜，两架 P-51 战斗机的红色尾焰越来越近。他赶紧压低机头，让飞机贴着海面飞。溅起的水花挡住了追兵的视线。 “左转 30 度，保持低空！” 江富考的声音盖过引擎声。陈尚明马上调整襟翼，C-47 快速掠过渔船的桅杆。追兵的子弹打在机翼上，叮叮当当作响，好在没打中关键部位。 半小时后，南京明故宫机场的探照灯亮了。江富考知道，他们成功了。 起义成功了，但考验还没结束。在济南机场，江富考看到更多投诚的飞机。有 C-46、B-25，还有美制 F-51 战斗机。这些曾经用来打共产党的武器，现在要用来建设新中国。 他想起在台湾时，周震南常说的话：“飞行员的荣光，不在飞得高，而在落得准。” 1950 年，江富考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在丹东机场，他看着年轻飞行员驾驶米格 - 15 战斗机升空，心里满是感慨。 那些曾和他一起飞驼峰航线的战友，有的永远留在了喜马拉雅山，有的选了不同的路。而他，终于找对了自己的航线。 1987 年，70 岁的江富考还在飞行学校讲课。1996 年 2 月，江富考在成都去世。 当年嘉义机场的那次起飞，成了历史里抹不去的一笔。它见证了一名飞行员的觉醒，也预示着旧时代的结束、新时代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