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党组织给了他1000美元，让他去做生意，做什么不管，但是，组织什么时候要钱都得给，要多少就得给多少，他用这1000美元，不仅完成了任务，解放后还上交了1000万美金和12万两黄金，他是怎么做到的？ 组织之所以把这笔钱交到卢绪章手里，是因为他既有头脑，又有胆识，他早年做过小买卖，善于算账，更有一股韧劲，最关键的是，他身处上海，接触渠道多，能够把商业活动掩护成天然的外衣。 拿到钱后，他并没有急于大张旗鼓地铺开，而是冷静地分析局势，当时抗战爆发，医药极度短缺，盘尼西林、奎宁这些药品几乎成了硬通货，他很快意识到药品贸易不仅能赚钱，还能为根据地提供急需的物资。 白天，他穿着整齐去和洋行谈判，把药品高价转卖给有钱人，从中获取利润，夜里，他则把药品按成本价交给地下交通员，送往抗战前线。 这样，一笔生意就完成了两重价值，利润积累下来，很快就成为了他的第一桶金，就在这一年，卢绪章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身份的转变并没有让他改变原有的生意模式，反而让他的方向更清晰，他知道所有赚来的钱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党组织的需要。 在组织内部，他表现出惊人的执行力和周密的安排，资金往来从不出差错，秘密渠道建立得滴水不漏，他敢于冒险，却又谨慎异常，始终在危险与稳妥之间找到平衡。 渐渐地，他成为经济战线上的骨干，有人感叹，一个看似经商的宁波青年，居然能在金融和商贸的夹缝里撑起党的隐秘经费线，这让周围的同志对他佩服不已，认为他不是单纯的商人，而是把经商作为革命武器的人。 卢绪章在组织面前从不吝啬，党内一旦有经费急需，他随叫随到，金额再大也毫不迟疑，账面上，他是资产丰厚的大商人，随手就是几万、几十万的支出。 但所有的同志都知道，那些钱其实是他多年冒着风险积累下来的，他不计较得失，只想着如何保证革命的资金不断。 他的阔绰不仅体现在金钱上，还体现在人脉和身份的利用上，他愿意出面和国民党高层周旋，甚至挂上少将参议的头衔，只为了给党组织多开一条安全的运输线。 外界有人讥讽他变成“资本家”，可组织里的同志明白，他是在用这种方式保护革命资金，然而，对家人，他的要求却近乎苛刻。 虽然账面资金庞大，但家人过的日子极为清苦，妻子没有一件像样的首饰，孩子们穿的衣服常常是补丁摞补丁，有人看不懂，明明钱多得数不清，为何家里还这样寒酸？ 卢绪章给出的答案很简单：家里的一切都要节俭，任何浪费都等于对革命经费的不忠，他常对孩子说：“这些钱不是咱们的，是用来做大事的。” 于是，即便外界把他当作阔绰的大老板，他的家人却过着近乎朴素到刻板的生活，这种反差让邻里之间议论不断，有人替妻儿不值，有人暗暗佩服他的坚决。 可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人明白，他这样做并不是吝啬，而是心中始终有比家庭更大的牵挂，危险几乎伴随了他全部的岁月。 一次党组织急需巨额资金，他亲自化名运送，结果接头人叛变，特务满城搜捕，他却凭借表面的“资本家”身份全身而退。 外人只看到他在宴会上与军政要员把酒言欢，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他身上的西装下藏着的是随时可能丧命的任务。 即便如此，他从未退缩，资金继续源源不断地输送，生意继续掩护着秘密活动，他用自己的智慧把复杂的局面转化成一条稳固的经费线。 解放前夕，他已经掌握了庞大的商业网络，遍布上海、重庆、昆明甚至香港，那时，他完全可以选择据为己有，成为真正的富商巨贾。 但他没有丝毫犹豫，新中国成立时，他将所有资产毫无保留地上交国家：1000万美元，12万两黄金，这一数字足以震动全国。 卢绪章的故事在众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方面，他是商人，懂得精打细算，善于布局；另一方面，他又是革命者，把所有财富都看作是党组织的资源，他对组织的阔绰、对家庭的克制，形成鲜明对比。 对于家人而言，这种生活或许艰难，但他们最终理解，父亲的节俭换来了一个国家的未来，对于旁人而言，他的坚持则是一种震撼：在那个物欲横流的年代，仍有人能守住初心，把财富完全交给信仰。 从那张1000美元的汇票开始，到后来上交国家的千万美元与黄金，卢绪章用行动证明了一个事实：真正的财富不属于个人，而属于那个需要它的民族。 粉丝宝宝们在阅读时，可以点一下“关注”，并留下大家的看法！ （主要信源：“是富商巨贾，是共产党员，带你走进卢绪章的传奇故事：中化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