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59旅主任刘亚生被俘，胡宗南叫来女部下：今晚拿下他！ 刘亚生不是什么将门之后，他生在河北河间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农家，他爹走得早，娘一个人拉扯几个孩子，吃了上顿没下顿。穷人家的孩子，想读书比登天还难。 六岁的刘亚生上不起学，就天天扒在私塾的窗户外面偷听。里头的孩子摇头晃脑地念书，窗外的他踮着脚尖一个字一个字地记。那会儿村里人都说，这娃像地缝里钻出来的草，非要顶开石头见太阳。 先生看他可怜，也是惜才，就破例让他进了学堂，亲戚邻里们也东家一把米、西家一件旧衣裳地帮衬着。就这么着，刘亚生愣是把小学、中学都念下来了。后来考上北大，家里实在掏不出学费，他愁得几宿都合不上眼。最后没办法，把自己熬了好几个通宵写出来的《中国历史若干问题》手稿，贱卖给了书商，这才凑够了路费。在北大那几年，他一边念书，一边打好几份零工，什么苦都吃过。 生活的苦没压垮他，反倒让他更早地看清了当时那个社会的病根。1935年，北平的学生们走上街头，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刘亚生就在队伍里。那一次，他被抓进了监狱，结结实实地尝到了国民党的铁窗滋味。也是在那段日子里，他的信仰才真正淬了火。第二年，党组织把他营救出来，他的人生，从此就彻底交给了革命。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当时王震将军跟贺龙元帅要人，半开玩笑地说：“部队里全是‘大老粗’，没文化可不行啊！”那时候有文化的青年，大多还在观望，贺龙大手一挥，说只要是读过书的，到部队锻炼锻炼就能当干部。刘亚生就这么进了赫赫有名的359旅，从教员干起，一直干到政治部副主任。 他在部队里有个外号，叫“刘瞎子”。这不是骂他，是他那近视眼实在太严重了。上千度的镜片，厚得像瓶底儿，晚上看东西基本靠摸。有一次夜里行军，他跟队伍走散了，摸黑往前走，拍着前面一个“同志”的肩膀就问：“同志，咱们到哪儿了？”结果那“同志”一回头，竟是一头毛驴，还嫌他拍得重，甩了他一蹄子。这事儿后来成了旅里的笑谈，但也听得人心酸。 最凶险的，还是1946年的中原突围。那会儿，几十万国民党军把新四军围得水泄不通，天上飞机轰炸，地上大军围堵。刘亚生跟着部队在秦岭的深山老林里钻，连着下了几天大雨，山路滑得像抹了油。他身体本就弱，眼睛又不好，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队伍，好几次差点滚下山崖。 最后，实在是跟不上了。为了不拖累大部队，组织上决定让他和妻子何薇化装成平民，走大路突围。俩人扮成教书先生和农妇，一路提心吊胆，眼看就要走出包围圈，却在陕南黑山镇一个哨卡上，被一个叛徒认了出来。就这么着，夫妻俩双双被俘。 消息传到胡宗南那里，他觉得捡到了宝。一个八路军高级干部，还是北大毕业的知识分子，这要是能劝降，政治意义可太大了。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胡宗南先是“金钱美女”开路，派上了最得力的女特务柳眉。他以为是个男人就迈不过这个坎，没想到刘亚生是块“绝缘体”。 紧接着，他又打出了感情牌，逼着已经叛变的何薇去劝降。他以为夫妻情深，总能击垮对方的心理防线。可他还是想错了，对于刘亚生这样的人来说，信仰的背叛比死亡更可怕。 妻子的出现，让他心痛，更让他愤怒，也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软的不行，就来硬的。老虎凳、辣椒水，能上的刑具都上了。刘亚生被打得几次昏死过去，腿骨都断了，却始终没吐露半个字。1947年9月，他被押往南京的秘密监狱。在牢里，他那股不服输的劲儿还在，拖着伤腿，带着狱友们学习、锻炼，成了大家的精神支柱。 1948年底，淮海战役国民党大败，南京城里风雨飘摇。国民党在撤退前，开始了对狱中政治犯的疯狂屠杀。一天深夜，刘亚生被拖到了燕子矶的长江边上。敌人最后问他：“再给你一次机会，投不投降？” 江对岸，隐约能听到解放军的炮声。刘亚生迎着冰冷的江风，挺直了胸膛，用尽最后的力气喊道：“这炮声，就是我的回答！” 敌人恼羞成怒，把石头绑在他身上，将他推入了滚滚长江。那一年，刘亚生38岁。一个从苦难中走出来的北大学子，一个在战场上甚至看不清敌人的“瞎子”，就这样用生命守护了自己的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