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国家用了11名美国战俘，才换回来的天才科学家，你可能没听过他的名字，他却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他就是著名航天技术专家、仪器仪表与自动化专家，“两弹一星”功勋——杨嘉墀（chí）。 飞机落地那天，天刚蒙亮，他拎着几只沉得发死的铁皮箱子，从舱门走下来，鞋跟在楼梯上咔咔响，像踩着某种倒计时。别人提着皮箱装衣物，他的箱子里塞的是高压电源、示波器、真空管，还有一沓用英文手写的技术图纸，箱子口缠着三层胶布，为了防止中途爆开。他脸色发白，一路上没吃几口东西，连飞机餐里的橙子都原封不动。 他走之前，在纽约郊区卖掉了带院子的房子和那台还能开的雪佛兰，邻居听说他要“回老家”，以为他不过是回去探亲几周。可他把花园里的铁艺秋千也拆了，说那玩意能当废铁卖钱。卖房那天，买主问他：“你回中国干嘛？”他盯着草坪上的狗啃骨头，没回答。 北京的实验室比他想象的还要穷。有人还在用铅笔手绘线路图，玻璃板上擦不干净的粉笔灰像积了十年的尘。仪器不够用，一个研究所排不上队就来借他的，有的机器要连轴转48小时，一出问题就来找他拆。他几乎没真正睡过整觉，枕头旁放着两把改锥，一个扳手，和一个掉漆的工具箱。 他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江苏吴江出生，父亲做绸缎生意，家境宽裕但从不铺张。他读交大那年，日军正炸虹口，他骑车过苏州河，有时能看到水面飘着尸体。他从不说那些事，直到晚年也没人听他说起过他在上海的遭遇。 1950年代他在哈佛实验室拿了博士，导师想留下他，开出一份年薪是中国教授五十倍的合同，还给了绿卡。他说不。他写信给国内的朋友，说：“我在这儿学的是技术，可心不安。”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封锁理工类留学生出境，他走不了，干脆一头扎进实验室研究，白天干活，晚上编资料，不跟人多说话。 等到1956年，国务院传来消息，说中美之间要交换战俘，顺带把“科技人”也算进去，他的名字在那张黄纸的第8行。他听说的那天正在校准一台高频振荡器，听完没说话，把台灯关了就出了门。别人问他去哪，他回头说：“回家。” 实验室分给他一间在旧庙里改的屋子，墙皮掉得厉害，一下雨就潮，电线从窗台上绕一圈才接上。他就在那里，带着那几口旧箱子重新拼出了一整套自动控制系统的雏形。后来有人说，那些仪器早该报废了，能修好的只有两种人：一个是制造商，另一个是杨嘉墀。 到了“东方红一号”发射那年，他负责的是姿态控制部分。没有电脑，他用算盘和纸笔，每个变量手动推导，一天最多算出几个公式，还得逐个验算。他把验算记录贴满整间屋子，外人看不懂，那些数字像咒语一样绕着墙壁转了一圈。他说：“不怕慢，就怕错。”发射那晚，他躲在角落里抠手指关节，广播里响起《东方红》时他没哭，眼镜片后却全是雾气。 1975年返回式卫星出问题，很多人慌了，他在角落里重新推了十几页演算，一直没说话。钱学森转头看他，他把纸递过去，说：“别改，按计划走。”那天晚上他一个人拎着望远镜上山，带了两瓶热水和一把破棉被，凌晨三点多，卫星按他算的轨迹从西北方向滑过去，像划火柴一样。 他后来还搞过假肢技术，唐山地震后没人指派他，他自己报名，说能让假肢“动起来”。用的还是他那套姿态控制理论。他把假肢当成微型卫星，一点点调节角度和反应速度，他说这是“人的备用系统”。 他80岁时还在写报告，每天早上七点半坐电梯上楼，连秘书都觉得过分。他说：“你工资发我一天，我就要干这一天。”他走路喜欢快走，说：“我得跑在时间前头。” 2006年他去世那晚，八宝山门口站满了人，有年轻的博士生，有退休的技术员，有人拿着他当年讲座用的投影图，纸都发黄了。 有一颗小行星，编号11637，现在叫“杨嘉墀星”。它绕太阳跑一圈要四年多，在火星和木星之间走一条不太起眼的轨道，就跟他一辈子一样。 知道他的人少了，但他做的东西，头顶那片天还在用。欢迎你留言，说说你第一次听说他，是哪年哪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