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国民党团长楼将亮的夫人陈愉，在武汉一家医院内被6人轮奸，虽然说这是军官的夫人，但是作案的6人毫不畏惧，事后甚至一度逍遥法外，直到事情越闹越大，直接捅到蒋介石那里，才最终让6人绳之以法，这里面有何隐情呢？ 陈愉是一个28岁的母亲、军官之妻，她本只是陪伴病重丈夫楼将亮在医院养病。丈夫是国民党整编第九师的上校团长，患有严重肺结核，住在11号病房，而她，就在同一医院的走廊里，迎来了人生最黑暗的夜晚。 那是9月9日凌晨两点，陈愉像往常一样打水回来，刚走到17号病房门口，就被崔博文扑了上来。 这个人表面是“中校主任”，实则是靠关系混进医院“疗养”的逃兵。随即，五名同伙也一并现身，将她拖进病房，用纱布塞住嘴巴防止呼救，这一夜她被六个人轮流侵犯。 这六人不是街头混混，而是头顶军帽、身挂勋章的“体制内人马”：崔博文是中校，凌志是军医，石磐是副官，还有警察局督察员查大钧、军校学生袁尚质。 他们有的是高干子弟，有的靠裙带关系混进后方部队，为逃避战场，不惜造假住院，他们在医院里各有靠山，自信能“摆平一切”。 对他们来说，陈愉只是一个“软柿子”：丈夫重病，部队远在前线，自己孤身无援，案发后他们不仅威胁她“敢说就杀你全家”，还四处放话说她“精神不正常”，这场罪行之所以一度无法追责，不是因为没有人知道，而是所有人，都不想知道。 这起案件真正令人愤怒的，不只是施暴，还有整个系统的联手封口，从医院到警备司令部，从警察局到军法处，每一个应当主持公道的机构，都在做一件事：拖延、推诿、掩盖。 医院是第一个“清场”的地方，案发后院方立刻用烧碱清洗病房、刮掉墙皮，销毁所有痕迹。院长蔡善德、训导长刘家桢，表面答应调查，背后却忙着“公关”。 一边劝陈愉“你已生两个孩子，何必计较”，一边开出“2亿元法币”的封口费，甚至威胁她，如果继续追责，就断她丈夫的药、抓她进牢、让孩子没人管，这哪里是医院，分明是洗罪工厂。 陈愉没有屈服，她拿着残破的身体，带着满身伤痕和心理创伤，开始一场几乎没有希望的申诉，她找妇女会、找警备司令部、找军法处，甚至直接写信给蒋介石。 但她换来的不是支持，是一次次的“请回”“改天再说”，甚至是直接的冷处理，警备司令阮齐干脆躲起来，让老婆出面敷衍。 更过分的是施压手段已经毫无底线，她4岁的儿子被一名护士带走，整整失踪四天，等她在报纸上登寻人启事后才在警局找到，这已经不是暗示，而是赤裸裸的恐吓：你再闹，孩子也保不住。 然而令人震惊的，不是体制的冷血，而是它的熟练，这不是第一次，也远不是最后一次。他们早就知道该怎么“洗地”，怎么“封口”，怎么让一个女人的惨剧消失在档案里。 转机来自一篇文章，记者商若冰在《正风报》上披露了全部细节，文章一出，武汉民意瞬间沸腾，学生、妇女、军人、知识分子全都站出来，成立“陈案后援会”，要求公开审判、严惩凶手。报纸争相转载，舆情如山倒，终于压得高层不得不动手。 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被迫下令彻查，但阻力依旧巨大，因为这案子，不只是刑案，也是一场派系的火拼，崔博文背后有人，医院也有人，久拖不决，最后蒋介石亲自三次致电白崇禧，才使得案件进入实质性审理。 关键证人站了出来，医院训导员朱恢肆顶住压力，公开作证医院如何帮忙销毁证据，案犯石磐的勤务兵陈松连，也咬牙供出目击全过程，在这些铁证面前，四名军人被判死刑，执行枪决，查大钧和袁尚质被判终身监禁。 但正义到来时，已经太晚，楼将亮因悲愤交加、病情恶化，不久去世，陈愉带着两个孩子艰难度日，这起案件虽然司法上得到了回应，但社会的创伤、家庭的裂痕、制度的崩漏，却远不是几场枪决能平复的。 “陈愉案”最终成为那个时代最后的警钟，它不是孤例，而是一个病入膏肓政权的缩影。 它揭示了一个事实：当一个体制开始保护强者、压制弱者，当军纪被关系取代、当法律沦为摆设，哪怕你是将军之妻，也可能在深夜走廊里，被撕裂得毫无还手之力。 陈愉没有被遗忘，她的抗争成为揭露国民党末期军纪败坏、司法失控、官官相护的标志性事件，一个女人的悲剧，最终成为压垮旧政权的众多稻草之一，她赢得了正义，却也是用血和泪换来的代价。 如今再看这起案件，已过多年，但它仍提醒我们：一个社会真正的文明，不在于如何保全高层的体面，而在于能否为最无助的那个人，撑起一把伞。 参考资料： 28岁国军团长夫人，被6人轮奸，无处申冤，蒋介石3次致电白崇禧 2025-08-22 搜狐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