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女地下党员罗文坤被捕，敌人见她不屈服，就把她放了，并让特务暗中监视她，谁知罗文坤却做出了一个决定：“自杀！”[凝视] 1942年7月，广西桂林，三名逸仙中学的教师选择了集体自缢，用生命向党组织发出了最后的警报。 这三位教师表面身份普通，实际却是中共广西省工委的核心成员，苏蔓是省工委副书记，罗文坤担任妇女部长兼桂林市委书记，张海萍则是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驻桂林的政治交通员。 事件的导火索是南委组织部长郭潜的叛变，1942年5月，郭潜被捕后供出了大量党内机密，导致南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国民党中统随即将目标转向广西地下党组织。 7月7日，中统特务头目庄祖方亲自抵达桂林指挥抓捕行动，两天后的清晨，特务们在逸仙中学将三人秘密逮捕，在审讯室里，特务们轮番上阵，试图撬开他们的嘴。 根据庄祖方后来的交代材料记载，审讯持续了整整两天两夜，特务们“通宵达旦，未尝休息”，但三人始终坚守党的秘密，没有供出任何同志的名字和组织情报。 见硬的不行，敌人改变了策略，他们将三人“释放”回学校，暗中布下天罗地网，这看似仁慈的举动，实际是个精心设计的陷阱。 国民党特务的算盘打得很精：如果三人试图联系其他地下党员，特务就能顺藤摸瓜，将整个组织一网打尽，如果他们不联系，地下党的工作就会陷入瘫痪，无论哪种选择，对党组织都是致命打击。 7月12日夜，三位革命者在苏蔓的寝室做出了最后的选择，他们留下了三张空白的“自新悔过书”，旁边是一张写着“不自由，毋宁死”的纸条。 张海萍在牺牲前写下了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成为了他们留给世界的最后声音。 三人牺牲时，苏蔓28岁，罗文坤26岁，张海萍只有25岁，正值青春年华的他们，选择了用生命守护信仰。 消息传出后，国民党当局慌了，为掩盖真相，他们在《扫荡报》上造谣说三人是因“桃色事件”自杀，但这个拙劣的谎言很快就被戳穿，当局不得不紧急收回报纸。 这次看似失败的牺牲，实际上挽救了整个广西地下党组织，三位烈士用生命发出的无声警报，让省工委及时采取了应急措施。 党组织立即启动紧急预案，安排所有相关人员转移撤退，据统计，桂林市70%以上的党员力量得以保存，所有与三位烈士单线联系的党组织都成功避过了这次劫难。 如果没有他们的牺牲示警，后果不堪设想，按照国民党的计划，他们原本要通过监视三人的行动，摸清整个地下党网络，然后一举歼灭。 这种以生命为代价的警报方式，在中国革命史上并非孤例，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许多地下工作者都曾面临类似的生死抉择。 他们的选择看似极端，实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保护组织的最优解，在敌我力量悬殊、斗争环境极其残酷的情况下，个人的牺牲换来了组织的保全。 1989年，桂林市在尧山为三位烈士修建了纪念碑，纪念碑成为了桂林市首批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每年都有大量市民和学生前来瞻仰。 他们的骨灰后来被移至南宁革命陵园，与其他为革命献身的先烈一起，接受后人的缅怀，每年清明节，都有许多人自发前往献花。 这段历史距今已有80多年，但它带给我们的思考却历久弥新，在和平年代，我们很难想象那种面对生死考验时的抉择。 三位烈士的故事提醒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它是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每一寸土地都浸透着他们的牺牲。 他们展现了一种精神力量，为了信仰和理想，可以超越对死亡的恐惧，这种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有其价值。 今天的我们或许不需要面对生死考验，但在工作和生活中，我们同样会遇到需要坚守原则的时刻，当利益诱惑摆在面前，当压力让我们想要妥协，我们能否像他们一样坚守底线？ 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需要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做选择的时刻？面对原则和利益的冲突，你是如何抉择的？如果是你处在1942年的桂林，面对敌人的监视陷阱，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信源： 为了保护身边的同志！他们集体自缢，甚至被污蔑成“桃色事件”……——中国青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