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鲁瑞林少将被陈锡联找去单独谈话：有人把你告了 “老鲁，11月3号下午三点到我办公室来，有人把你告了。”1973年深秋的北京，陈锡联放下电话时语气平静，透出几分当年太行山战友间才有的直率。鲁瑞林握着话筒愣了两秒，只答了一声“好”，心里却迅速打起了鼓——这趟进京本是来汇报贵州工作，怎么忽然冒出“告状”二字？ 电话挂断，思绪瞬间回到一年前。1972年9月，中央一纸调令把他从云南省委书记位置直接推到贵州第一线。飞机刚落北京西郊机场，李先念、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四位中央领导接连谈话，反复叮嘱贵州“情况复杂、任务艰巨”。华国锋一句“那里可是重灾区”说得直白，鲁瑞林心里咯噔一下，却也暗自较劲：我在冀鲁豫、太行山枪林弹雨里都扛过来了，还怕难啃的山区？ 飞机紧接着飞往贵阳。落地那天，省军区、革委会干部齐聚机场，掌声稀稀拉拉。鲁瑞林看着下面一张张或热或冷的面孔，心里明白：口号喊得再响，问题不解决，谁也不会真服你。于是他把开场白压到最短，仅留三个关键词——学习、不怕、团结——然后拉上郭超直接进了机关宿舍，一夜里把下一步打算捋了个大概。 贵州当时最棘手的，一头是粮食过不去关，一头是“解放干部”卡在原地打转。鲁瑞林索性“两件一起抓”。第二周，他在省级机关会上抛出“秋收先保命，小春定明年”的思路，同时紧急致电云南第一书记周兴，请求支援六亿斤粮食。周兴爽快答应。最后因为运输条件限制，只到位三亿斤，但对贵州那年“粮荒”已是雪中送炭。 干部问题更难。人事关系盘根错节，靠文件批示根本拱不动。鲁瑞林干脆用“就地核实”法：谁被扣帽子、谁被隔离，找三方材料，当面对质。郭超回忆说，三个月里两人跑遍了全省十一个专区，辩论、拍桌子几乎成常态。最终，98%以上被搁置的干部重新上岗，县里、地委的“半拉子班子”第一次配齐，基层反应竟是踏实多了。 1973年春，省委要求对口支援的三线建设单位交“进度账”。鲁瑞林决定先动自己人：省委原七名常委扩充到十九名，老四野、太岳、地下党、冀鲁豫干部全混编。“不分派系，只看干活。”会上他一句话压轴，底下鸦雀无声，但散会后有几双眼神明显带着不服。 贵州局面刚冒头，央里却忽然来电，要鲁瑞林、李葆华、吴向必、贾庭三即刻赴京述职。四个人一商量，都觉八成是汇报常规工作，带上材料说就是了。临行前，鲁瑞林仍交代省委“别停生产一线动作”。 11月初，北京寒风嗖嗖。第一天，李先念等听完汇报，只提了几个生产数字问题，气氛和缓。第二天下午，陈锡联单独点名“老鲁到我办公室”。门一关，寒暄没几句，陈锡联直奔主题：“有人写信到中央，说你把贵州省委班子搞成冀鲁豫山头。”声音不大，却句句有分量。 鲁瑞林愣了一下，随即把口袋里的小本子摊开：“书记三人，冀鲁豫出身零；副书记两人，零；省委常委十九个，冀鲁豫六个，占比三成多点。要说一色冀鲁豫，显然对不上。”他边说边点名字、战区番号，甚至标注何年何月到贵州。陈锡联一边听一边点头，末了才摆摆手：“我得把情况带回去核实，你也别背思想包袱，多半是内部还有疙瘩。” 两人又聊了会儿太行山往事，气氛缓和下来。临别前陈锡联补一句：“过两天政治局还要讨论贵州问题，你准备好再说明。”这话等于打了预防针，既无定论，也未放行。 接下来几天，中央领导分别约谈李葆华、吴向必、贾庭三。四人私下交换信息，发现自己被“告状”的理由各不相同：有人被指“偏听左派”，有人被说“消极等待”。鲁瑞林心里稍踏实：看样子不是冲个人，而是贵州整体思路在考验期。 七天后，李先念主持的碰头会上，他语气不急不缓：“不要只信与自己一致的‘一小撮’，领导干部得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说完目光停在鲁瑞林身上，含义不言而喻。会议没留下决定，更多像一次提醒：贵州需要稳定，需要再平衡。 会散后第三天，新华社贵州分社一位副社长敲开鲁瑞林宿舍门，开口就是检讨：“内参里那条冀鲁豫山头的材料是我搞的，主要依据单方面口述，我……”“别说了。”鲁瑞林摆手，“以后多听几个人，多核对几张表，这样的错误代价太高。”话说得平静，实则一句“代价”已把问题点透——中央高层因为一条未经核实的内参，把贵州工作生生按下暂停键。 1974年春，鲁瑞林返回贵阳。省委常委会上他没急着算旧账，只一句：“对内参问题不再追究，全力备耕。”随后又定下一条“班子成员必须每季度下县一次”，并拍板成立“省三线建设办公室”，直接对他本人负责。干部们看在眼里，心里明白：第一书记挡住了外部争议，责任自然全压在自己肩上。 五年时间，贵州粮食自给率由60%升到90%，贵阳—六盘水—昆明铁路支线全部贯通，三线企业陆续竣工投产。鲁瑞林1977年离任，走之前只留下一份简短交接备忘录。有人劝他写点总结，他摇头：“干的事经得起查便是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