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大使袁仲贤（1904—1957）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将领，也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重要开拓者，他的军政生涯横跨革命战争年代与共和国初期外交领域，在两大领域均留下深刻印记。 在军事生涯中，袁仲贤的起点便与中国革命军事发展紧密相连。1924年，他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与陈赓、徐向前等成为同期学员，早早投身革命洪流。1927年，他参与南昌起义，担任第20军新编第3师参谋处长，起义后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理论与实践经验。抗战时期，他历任八路军129师筑先抗日游击纵队政委、山东军区教导团团长、胶东军区参谋长及副司令员等职，深度参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为敌后抗日斗争贡献力量。到了解放战争阶段，他更是关键角色，担任华东军区副参谋长、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政委（下辖24、25、26、34军），参与渡江战役与南京解放，还兼任南京警备区司令员，守护新生的解放政权。期间，1949年他指挥处理英国“紫石英号”军舰在长江的武装冲突，展现出出色的应变与外交手腕，为后来转型外交埋下伏笔；同年10月，他与粟裕联名致电第十兵团，深刻指出金门战役因轻敌急躁导致的失利，军委将此通报全军，为后续作战提供重要警示。 新中国成立后，袁仲贤转入外交领域，开启人生另一重传奇。1950年至1956年，他担任新中国首任驻印度大使，在维护国家主权与推动中印关系上成效显著。1950年印度外交部质疑解放军进藏时，他通过参赞申健强硬回应“中国军队进入本国领土非侵略”，毛泽东还专门批示“态度还应强硬一点”，坚定捍卫了西藏主权；1954年，他多次陪同毛泽东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助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国际交往准则，为中印关系奠定基础。值得一提的是，1950年他受周恩来点将调入外交部，与耿飚、黄镇等十余名高级军官组成新中国首批“将军大使”，开创了军人转型外交官的先例，成为这一特殊群体的代表人物。 毛泽东对袁仲贤始终充满信任，多次在重大事务中直接批示他的报告：1950年关于西藏问题，批示“中国军队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之地，外国无权置喙”；1951年关注尼泊尔建交，指示“密切研究尼泊尔动态，努力建交”，足见对其工作的认可与倚重。 遗憾的是，1957年2月16日，袁仲贤在北京病逝，年仅53岁。如今，他位于湖南长沙望城区铜官街道的故居被妥善保存，列入地方红色教育基地，供后人缅怀纪念。袁仲贤的一生，浓缩了从战场指挥官到外交使节的双重跨越，他处理“紫石英号事件”的胆略、驻印期间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立场，成为新中国早期“军事外交”的经典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