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网友提出一个轰动性的观点：我们要打击日本右翼势力、回击历史否认，最好的办法

最近有网友提出一个轰动性的观点：我们要打击日本右翼势力、回击历史否认，最好的办法不是光讲自己的苦难，而是要大讲特讲——日本在二战期间怎么虐杀西方人！   这话仔细想想还真不是没道理，我们长期以来讲述二战亚洲战场的苦难，往往在国际舆论场上陷入一种“自说自话”的尴尬。   而西方社会对日本战争罪行的认知，大多停留在“偷袭珍珠港”和“与美军作战”，对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残暴行为知之甚少，甚至存在一种微妙的“选择性共情缺失”。   其实这背后涉及一个残酷的传播学现实：人们往往更容易对“与自己相似”的受害者的故事产生共鸣。   日本右翼势力也正是看准这一点，一边淡化在亚洲的殖民暴行，一边积极迎合西方话语体系，把自己包装成“战争受害者”，这种叙事不对称，让我们在历史话语权的争夺上长期处于被动，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呢？   比如说，多讲1942年巴丹死亡行军，数万美菲战俘在转移途中被日军虐待；多讲“地狱船”，日军用商船运输盟军战俘，船上条件极其恶劣，导致无数人亡；多讲日本在东南亚对西方平民的拘禁与虐待，包括那些关进集中营的英国、荷兰、澳大利亚侨民。   这些事件在西方史学界早有记录，但在公众认知中却被严重边缘化。   事实上，近年来已有一些声音试图推动这种叙事转向，比如2023年，澳大利亚一家民间档案馆公开了大量二战时期日军虐待盟军战俘的影像资料，在西方社交媒体引发短暂但激烈的讨论。   同年，美国一家智库发布报告，直言日本在历史教育中“系统性忽视了对西方战俘的暴行”，建议美国政府应更强硬地要求东京正视全面历史。   不过，仅仅“讲西方故事”就能解决问题吗？   未必，历史话语权的争夺，从来不是比谁更惨，而是比谁的叙事更能嵌入当代国际政治的结构中。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日同盟被赋予更多战略意义，华盛顿对东京的历史问题批评往往“雷声大雨点小”。   欧洲国家则因地理距离和当代利益关联较弱，对追究日本二战责任缺乏持续热情，更何况，日本右翼擅长利用“和解外交”，比如对特定西方国家进行象征性道歉或设立基金，以此换取对方不再深究。   所以我们不能天真地认为，只要多讲西方人的苦难，西方社会就会自动帮我们“主持公道”，真正有效的策略，应该是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和联动性的叙事框架：既讲述亚洲受害者的苦难，也串联起西方受害者的经历，揭示日本军国主义暴行的全局性和反人类性。   更重要的是，要把历史问题与现实战略关联起来，一个拒绝彻底反省历史、甚至不断美化侵略的国家，真的能成为国际社会可信赖的伙伴吗？   其实中国人从来不缺乏历史证据和道义高度，缺的是讲故事的战略和跨文化传播的技巧，与其在自家院子里循环播放苦难，不如把故事讲给更可能听进去的人听，并且用他们能听懂的方式去讲。   让世界认识到：军国主义之恶，没有东西方之分；历史真相，没有你我之别，只有共同直面过去，才能避免悲剧重演，不知道大家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