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一个叫冯爱倩的农村妇女，因生活不堪重负，开始偷偷进城摆摊儿，但无论一天她换几个地方，都面临着摆好被没收，再摆好，再被没收，进入了一个绝望的循环。 冯爱倩1940年出生在义乌佛堂镇一个叫竹园的村子，那地方山多地少，家里穷得叮当响。她一岁就没了爸，妈靠给人洗衣服勉强养家。她从小就帮家里干活，捡柴火、放牛啥都来，练就了一身硬骨头。长大后嫁给本地农民，丈夫身体不行，重活干不了，她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生了几个孩子，日子更紧巴，地里刨食勉强够吃，遇上坏年成就得借粮。她平时纺纱织布补贴家用，手上老是磨出茧子。七十年代末，农村政策有点松动，她听说城里能做点小买卖，就开始攒点本钱，打算试试水。 她家世代务农，村里人多是种地为生，她也一样，从早忙到晚。家里几亩薄田，收成有限，她得算计着过日子，衣服补丁摞补丁。孩子大了，开销多，她想多挣点，就从邻居那儿收些旧针线、扣子啥的，准备进城卖。1980年前，她已经在村里小打小闹，但进城是头一遭。她知道风险大，可家里实在扛不住了。那时候义乌农村穷，很多人像她一样想出路。 冯爱倩的早年经历典型反映了当时农村妇女的生存状态。她没上过啥学，就靠双手养家。丈夫在家帮不上忙，她一人操持内外，冬天冷风里下地，夏天晒得黑乎乎。村里没啥副业，她偶尔帮人缝补衣服挣点零钱。七十年代末，国家开始包产到户，她家分了点地，但产量低，粮食刚够吃。她听说温州那边有人做买卖，就动了心。卖掉家里的谷子，换来八十块钱本钱，她决定赌一把。这步棋走得险，但也开了头。 1980年，冯爱倩开始进义乌县城摆摊，那时候政策还不允许农村人随便经商，她只能偷偷来。她背着布包，里面塞满从村里收来的针线、扣子、头绳啥的，天不亮就出门。城里街道上人少，她找个角落蹲下，把东西铺开卖。刚卖出几样，管理人员就来，没收货物，她只能跑。换地方再摆，又被发现，又没收。这样一天下来，她有时空手回家，有时剩点残货。 这个过程反复折腾，她一天得换好几个地方。早上一个街角，中午市场边，下午小路旁，每次摆摊时间短，卖不了多少就得撤。管理人员巡逻严，货物一没收，她的本钱就少一块。针线扣子这类小东西，本来利润薄，被没收几次，她就得重新凑货。回家见孩子等着吃饭，她只能咬牙再来。这样的循环让她进退两难，但她没停下。 摆摊的日子越来越难，她得警惕着周边动静。管理人员一来，她赶紧收拾，但常常来不及，全被拿走。城里摊贩多，但农村来的像她这样，容易被盯上。她试过藏在偏僻地方，可顾客少，生意差。没收后，她捡回点散落的东西，继续找下个点。整个1980到1982年，这事儿像个死结，解不开。 冯爱倩的坚持不是白费，她知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货物被没收的次数多了，她的本钱快光了。1982年5月，她货物被一网打尽，彻底断了念头。但她没认输，直接去县委大院堵书记谢高华。谢高华刚来义乌不久，她陈述自家情况和摆摊遭遇，两人争论一下午。最后，谢高华同意让她试试摆摊，不再赶她。 这个事儿开了头，同年8月，义乌县委政府决定允许农民经商，开放城乡市场，还允许多渠道竞争。冯爱倩拿到编号001的工商许可，这是义乌第一本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她终于能光明正大做生意，摊位固定下来，货品种类多起来。从针线扣子到头绳纽扣，她进货卖货，生意渐渐稳。 政策一开，义乌市场起步快。冯爱倩见证了从路边摊到固定市场的转变，商贩增多，客商从全国来。她家日子好转，孩子吃饱穿暖，她自己也从穷妇女变成知名个体户。市场几经扩建，从第一代到第五代，义乌成了小商品之都。她晚年还感慨，过去办执照麻烦，现在几分钟搞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