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80年代，一位德国老太太在德国一家中餐馆结账时，发现服务员是武汉人，老太太特别高兴的说：“当年抗战时，我在武汉上过前线！” 她坐在德国一家中餐馆的角落，拿着菜单迟疑地翻看着，看上去和其他食客没什么不同，直到她抬头问服务员：“你是从哪儿来的？”一句“武汉”刚落，她眼睛一下子亮了。 老太太轻声笑着，说出那句让人意想不到的话：这地儿我上过前线，服务员愣住了，怎么会有一个德国老太太，在这里说出那样的话？她，到底是谁？又经历了什么？ 汪小玲，一个出生在德国柏林犹太家庭的女孩，二十岁出头时就拎着药箱跟着医疗队一路颠簸，从上海一路奔向战火中的武汉。 那年，她不是来旅游的，也不是被动地随丈夫迁徙，而是主动冲着“帮忙”而来，她学了中文，穿起军装，在泥泞的稻田边搭起临时医院。 有人炸伤了腿，她背着药箱就往前冲，有人失血过多，她扛着消毒水硬是逼自己吃下干馒头再继续救人。 那时候她不过22岁，远离家乡，语言不通，环境恶劣，但她没有退，日军轰炸时，尘土掀翻帐篷，她一边护住士兵的伤口一边说“别怕”，直到确认绷带扎紧，再带着人往防空洞撤，她不是旁观者，也不是记者，她是前线的人，是同袍。 能把“我在武汉上过前线”说得风轻云淡，背后得有多少尸山血海自己扛过才行，那不是一句炫耀的话，是一种自豪，是她把青春献给另一个国家的纪念印章。 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有提什么勋章，也没提牺牲，提的是“我熟”，那熟悉，不只是地名和街道，而是她曾在那片土地上，用自己的手救过命。 她曾是别人的太太，但后来她成了“自己人”，1941年，她的丈夫汪殿华在抢修铁路时被流弹击中，没能回来，消息传到，她把自己关了一天，哭完第二天就继续上班。 那时候有人劝她回德国，说这里苦，战乱不断，但她摇了摇头，说，“他的家就是我的家，我得守着，”从那一刻起，她就不再是某人的附属，而是独立站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汪老师”。 她辗转到了重庆，在医疗队继续做事，等战争结束，她没有回国，而是选择留下来，跟随着历史的洪流落脚上海，在城市即将解放的那天，她不是躲起来的人，而是背着药箱冲出去的人。 她给解放军伤员包扎，嘱咐“不能沾水”，解放军看她说得一口北方话，都看傻了，那个干部坚持留下茶水钱，她的丈夫没舍得拒绝，只收了最小面额的那张，回家后把它贴进硬面账本，写了一句这张钞票开始了一个新时代。 从上海到课堂，从救护伤员到教书育人，她换了角色，没换信念。 她不是在中国住一阵，而是用余生融进了这里的空气、水和人，她的留下，是选择，是归属，不是因为走不开，而是舍不得走。 汪小玲后来到了复旦大学教书，成了学生眼中的“德国老太太”，可谁见过哪个外国人冬天骑公交车三趟只为赶一堂课？ 她从不觉得自己是客人，她教外语，也教学生唱德国民歌，上课点名叫不出名字，她就干脆说“格子妹”“红衣妹”，全班笑成一片。 她也不娇气，别人喊她“老师”，她却常提着早点往办公室跑，说是怕学生空腹来上课没精神。 她翻译过《宇宙之谜》，那书最后被毛主席看过，还传下话说“译得通顺”，她自己不拿这个当回事，照样每天跑图书馆查资料，做卡片，捧着厚讲义穿过复旦的“南京路”，像个学生一样认真。 她住在女生宿舍时怕打扰别人复习，总是悄悄推门，做个手势，提醒大家小点声，日子一久，大家不但不嫌她，反而轮流给她送饭送水果。 她是外语老师，但谁都觉得，她不是“洋人”，她就是“我们的人”。 她的存在让人意识到，一个人是否“属于这里”，跟她出生在哪、肤色如何，没什么关系，真正让她扎根在中国的，是那份她从不说出口、却早已用行动表达的深情。 她退休之后，有一次跟侄子回了趟柏林，老家的房子没了，只剩小时候爬过的一棵老橡树，侄子让她留下，她却一直惦记上海的小区、复旦的学生，住了三个月，她收拾行李回来了。 后来她定居在柏林老人公寓里，心却留在了中国，有一年她听说中国代表团要来德国，激动得提前一周准备中装，说要去做翻译。 结果没人来找她，她靠在儿子肩上，第一次像个老太太一样哭，平时她不怎么念旧，但那一次，她的眼泪藏不住。 她念的是复旦的讲台，是弄堂里的邻居，是那些喊她“汪老师”的年轻人。 她不是被时间推着走的人，她是主动把自己嵌进中国的人，她不是客人，也不是援助者，她是“我们当中的一个”。 她从不喊口号，不谈牺牲，但她用整整一生告诉大家，人和土地之间的感情，是可以跨越国籍的，她不是走错了路，而是找到了真正的家。 （信息来源：解放日报--复旦校园里的“德国老太太”：曾在武汉上过前线，给解放军包扎过伤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