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731绝对不存在，也没有侵华日军用华人做人体实验的事实，我们不能用民众情绪

“日本731绝对不存在，也没有侵华日军用华人做人体实验的事实，我们不能用民众情绪代替证据研究！”2020年3月，上海交大历史系教授曹树基在“新京报”的访谈中大放厥词。 “日本731绝对不存在，也没有侵华日军用华人做人体实验的事实，我们不能用民众情绪代替证据研究！”一句话丢在公众面前，像一块石头砸进血泊里，冷得让人发抖。 可如果走到哈尔滨平房的旧址前，看一眼残墙和铁门，再听见这种否认，心口只会涌出一股难以压下去的怒意。 那块地原本是农田，1933年，关东军在这里盖起一排排新房，挂着“防疫研究室”的名号。 门口有哨兵，白天出入的多是穿白大褂的军医，看上去像一所正经的医学研究所。 可夜里传来的，不是手术刀落下的金属声，而是惨叫。它们总是短促，被堵住，像被塞进麻袋的鸟。 石井四郎，就是这座地狱的设计师。 留着整齐的小胡子，眼神锐利，穿军装时常常挺得笔直。 他口口声声说要“保卫皇军”，却让几千名普通人被捆绑在实验台上。部队的名字换过很多，从“加茂部队”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到1941年干脆正大光明地列为“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 人数一度超过四千五百，换名是为了掩盖，扩张是为了杀得更稳。 黑龙江档案馆里保存着一份发黄的报告，字迹僵硬，内容冷酷。宪兵队记录了“特殊输送”，那是个暗号，意思是不经审讯、不移送法院，直接把人送到平房。 纸面上写的是数字、符号，背后却是血肉之躯，那些人被押解上车，铁门关上，再没人能出来。 遗址出土的剃刀、生锈的挂钩、装着内脏的玻璃瓶，放在今天的展柜里，静得可怕。 每一件物件都暗示着一个动作：刀子划开胸腔，挂架撑开肋骨，玻璃瓶里漂浮的脏器浸在福尔马林里。 实验的对象不是动物，而是被标记为“丸太”的人。 他们甚至把活人绑在木桩上，用陶瓷弹试投。 炸开的瞬间，炭疽、鼠疫、霍乱四处飘散，冬天时，人被冻在木桩上，像雕塑一样任凭病菌渗进身体。死法各异，结果一样。 1949年的伯力审判上，日本军医们一个个供述，声音颤抖。 他们说自己繁殖过跳蚤，用带菌老鼠血喂养，再大批量释放。有人说，实验对象的心脏还在跳动，他们就已经动刀。 冷冰冰的供词，比任何文献都刺耳。 几十年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公布了三千六百多份名册，每个名字都把这支部队的存在钉死。 731不是孤岛，南京有1644，广州有8604，战火推到东南亚，还在新加坡、马来亚设了分支。 那是一个系统，一张网。实验的手段、繁殖跳蚤的工厂、投放细菌弹的靶场，全都按部就班。 宁波的天空飘落过混着谷粒和布屑的细菌，常德的街头曾出现大面积疫情，衢州的火化坑里堆满尸骨。即便个别细节至今还有学者争论，但那一串串地名、那一具具尸体，摆在那儿就是事实。 战争结束，本应受审的人没有被送上绞刑架。 美国人盯上了石井手里的实验资料。1945年，他们在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基地，急需数据。1948年，美日达成交易：免除起诉，以换取成果。 于是八千多份实验报告、几千张病理切片，被整批运到美国。 石井四郎安然退休，很多骨干甚至直接去了美国的实验室。 2002年，东京地方法院终于在判决书里写下：日军在宁波、衢州、常德实施过细菌战。 受害者的赔偿诉求被驳回，但历史事实第一次在日本司法体系里得到承认。 纸上的文字冰冷，背后的真相滚烫。 所以，当有人说“731不存在”，那不是学术，而是对死者的再一次掩埋。 那些档案、器械、名册、口供，全都在呼喊。走到平房遗址，夏天的草丛疯长，掩住断墙。 风吹过，铁门发出低沉的响声。 灰色的墙皮剥落，像一层层脱落的旧伤疤。没有解说员说话，也不需要。寂静里，空气仿佛还带着铁锈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