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黎先生回忆：当年叶剑英元帅亲口告诉我，张学良是我党党员 “1978年早春的一个傍晚，北京玉泉山，梅花刚冒尖儿——’叶帅，东北军史有个关键点，我始终不敢落笔。’我低声开口，手里攥着未完的修订稿。”叶剑英抬眼，停住茶杯：“你想问的，是张汉公的党籍吧？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他早已是我们的人。”短短一句，把几十年来的悬念掀开了一角，也把宋黎后来所有的考证线索都串了起来。 时间往回拨到1936年。西安寒风凛冽，周恩来抵达临潼旅馆，张学良半夜披衣迎客。两人通宵对话，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立场被彻底击破，而“建立统一抗日战线”写入停战协议的草案。彼时的张学良刚满36岁，他身上的军阀印记尚未褪尽，却已在民族利益与个人前途之间完成一次急转弯。周恩来后来跟身边工作人员感慨：“东北少帅，不可小看。” 西安事变后，外界多关注蒋介石被软禁的十余日，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另一个暗线：党内特科通过刘鼎、康庄等人与张学良保持密电往来，内容包括政治主张、军用物资分配乃至入党申请。7月下旬，中央向共产国际发去密电，提到“拟批准张学良加入我党”，并征求意见。一个月后，莫斯科回电，谨慎甚至带着不安——张作霖旧账尚在，苏方担忧张学良并非可靠盟友。文件现存莫斯科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编号RGASPI/495/65/2，学界早已影印，但只有少数人细读过全文。 有人据此认定张学良终未入党。宋黎却不信，他说：“八月十五日的回电固然有分量，可八月九日中央发给少帅的那封明码电报里，称呼用的是‘张学良同志’。别小看一个‘同志’，那是党内对等沟通才会出现的字眼。”当然，“同志”在民国政坛并非共产党专属用语。孙中山和黄埔系都习惯这么称呼同僚，判定标准显然不能只靠称谓。宋黎于是把注意力转向叶剑英。 叶帅是西安事变的穿针人，也是事变后少数能同时见到蒋介石、周恩来、张学良三方的关键节点人物。他曾在1985年向中央组织部建议，正式确认王以哲将军的中共党员身份。王以哲是东北军高级将领，比张学良职位略低，既然党籍能被追认，那么少帅的情况显然更值得深挖。宋黎在1978年的那场对话后，把叶帅的答复录音整理并密封，准备日后上交。遗憾的是，宋黎2002年病逝，录音去向至今无人公开，这段“口供”反而愈发添了传奇色彩。 进入九十年代，台湾政局更迭，张学良被迁往夏威夷。1991年，国民政府在台的最后一批“禁卫”对他解除软禁，时年他已91岁。有人劝其返乡，他嗤笑一声：“我在三十六岁就已死过一次，生前事，随它去吧。”虽然口气淡然，张学良实际上多次嘱咐子女，“白山黑水是我的根，总要回去”。他的秘书谭海早在四十年代就知道少帅保存着一份薄薄的誓词，上面用暗号抄写了入党誓言，连常见的“保守党的秘密”都改用数字替代。谭海临终前只说了一句话：“那张纸，少帅带走了。” 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在檀香山去世，享年101岁。消息传至北京，吕正操立即致唁电，评价“生则功盖祖国，逝则重于泰山”。他还透露，张闾琳等人曾委托自己转达归葬东北的意愿，然而各方沟通无果，终成缺憾。吕正操私下对阎明复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张汉公，是我们的人。”阎明复并非一般党史研究者，他曾在莫斯科翻阅过那份被反复提到的共产国际回电，深知文件只代表当时的苏方态度，并非最终结论。何况，1936年以后中央与共产国际的利益也并非始终一致——这在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表现得淋漓尽致。 研究者常提及另一个案例：新疆的盛世才。盛当年急于投靠苏联，甚至主动提出加入中共。共产国际同样投出否决票，任弼时代表中央婉拒。多年后，盛世才彻底倒向国民党。如果和张学良并置来看，就能发现一个微妙差异：盛世才的“靠拢”建立在苏联军事、经济援助之上，而张学良的转变，则是基于抗日民族大义。二者的政治坐标并不一样，这或许就是中央对少帅采取更加弹性的处理方式的原因。 不过，从理论到实践，中共接纳一位拥有庞大武装力量、社会阶层复杂的少帅，从来就不是一纸文件能概括的事。秘密入党、过渡考察、双重身份管理，党史里早有先例。早期工运领袖刘少奇、谍报专家潘汉年都曾用过多个合法、半合法的外壳身份。张学良身为“东北易帜”的象征，敏感度远胜前述二人。若真批准入党，势必采取更严密的保密措施。中央档案馆里三十年代的党员登记卡，本就因战争、迁徙而缺缺漏漏，要盼着哪一天突然掉出一份“张学良入党志愿书”，几乎不现实。 身后评价，自然绕不开西安事变。有人问张学良，这场事变是成功还是失败？他自己给出的答案让很多人意外：“一事无成两鬓白。”这句话似乎透露着挫败感，但细想又不尽然。西安事变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客观上延缓了国内内战，给全民族抗战赢得时间。唐德刚、金冲及等学者谈到少帅，都把他放在“民族功臣”的位置。毛泽东公开评价亦是如此。换句话说，即便不在党籍序列，张学良在政治和军事节点上所起的作用，也足以被中共视为“自己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