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4月，邓小平视察兰州，在一处工厂的角落中默默工作的一名女工却吸引了他的注意，邓小平走到女工身边，惊讶地问到：“你怎么在这儿？”这名女子是谁？她和邓小平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王承书的人生，像是从半空跳入深海，原本，她的轨迹直指星辰，大学时期，她在燕京大学物理系成绩优异，获得当时极为罕见的国际荣誉奖项，在那个女性还被普遍视为“适合文科”的年代，她却坚定走上了理论物理的路，后来，她考取公费留学名额，远赴美国密歇根大学深造，师从世界级的物理学家乌伦贝克，在那里，她参与提出了一个至今仍在使用的著名物理方程，这项工作不仅让她在学术界声名鹊起，也为她打开了一条通往国际舞台的康庄大道。 可就在学术成果接连出现、研究环境日益优越时，1949年，她决定回国，那一年，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内一切百废待兴，而当时的美国，正对理工科华人专家严密控制，她与丈夫张文裕花了整整七年，才成功绕道回到祖国，在那七年里，他们把三百多箱书籍和资料一箱一箱地寄回北京，连一页笔记都不愿舍弃。 回国之后，王承书并没有停留在熟悉的热力学领域，1958年，国家开始筹备热核聚变研究，她已经年过四十，却主动申请转行，从头学习，在那个科研资料极度匮乏的年代，她靠着仅有的中外文文献和自己的理论功底，一步步在新领域打下根基，那时她说过一句话：“只要国家需要的东西，我就去做，”这也成了她此后一生的写照。 1961年，她接到了一个任务，没有公开的任命，也没有仪式，只是一项绝密的调动，那一年，她离开了熟悉的研究所，来到兰州郊外的一片荒凉戈壁，加入了504厂的核心攻关小组，这里是中国第一座铀浓缩工厂，是原子弹计划的心脏地带，当时，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全部撤离，带走了所有关键技术，留下的只有几台不完整的设备和一堆俄文资料。 她不会俄语，不懂设备的原始构造，也没有任何现成的教材，于是，她抱着一本俄汉词典，一个词一个词地翻译，从最基础的参数学起，工厂没有计算机，所有公式推导都靠算盘和机械计算器，她带着几位年轻研究员，白天调设备，晚上抄公式，三间屋子堆满了密密麻麻的计算纸，冬天风沙大，纸张常被吹跑，她就用砖头压住，夜里常停电，她们点蜡烛继续干。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1964年1月，中国第一批高纯度浓缩铀成功提取，这项技术的突破，不仅提前完成了原定目标，也为三个月后那场震撼世界的核试验打下了坚实基础，这项成果的背后，是无数个不眠的夜晚，是一群科学家在极端条件下的坚持与投入。 那之后，王承书的身影再次从公众视野中隐去，她没有出现在新闻报道中，也没有在任何庆功大会上亮相，她不接受采访，不写回忆录，不署名科研成果，她觉得科研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战斗，不需要个人的光环，直到1978年，“两弹一星”功勋档案整理时，她的名字才第一次正式被写进国家记忆。 晚年的王承书，依旧住在老旧的宿舍里，没有空调，家具是几十年前的旧货，她的工资大部分用来资助贫困学生和有困难的同事，她不讲究生活条件，也不在乎是否被人记得，她说过，科研的钱是国家的，自己图个清静就好。 1994年，她病重住院，医生建议使用进口药，她坚持用国产药，她在病床上写下遗愿：遗体用于医学解剖，书籍赠送给研究所，所有积蓄捐给希望工程，她甚至把最后一笔7222.88元的存款作为党费交了上去，在那份简短的遗书中，她用了这样一句话作为结尾：“虚度八十春秋，愧对党与人民，” 这八个字，不仅出现在她的追悼词中，也深深刻在所有曾与她共事的人的记忆里，她的第一句“我愿意”，是在留美申请书里写下的，那时她还很年轻，只想用行动证明，女性也能在理论物理领域有所建树，她做到了，第二句“我愿意”，是在回国时说出的，尽管知道此去可能失去一切，但她带着三百箱资料，义无反顾，第三句“我愿意”，是在接到504厂任务时说出的，她没有问任务多难，也没有问去哪里，只是拿起行李，踏上了那条注定隐姓埋名的道路。 王承书这一生，没有留下自己的传记，没有开设任何讲座，她留下的，是计算纸上密密麻麻的手写公式，是一项项被写入国家档案的科研成果，是一所希望小学，是一张存折、一本笔记、一件工装。 她没有高调地证明自己，却用一生默默地回答了国家与个人之间的那个永恒问题，当时代不再需要某些人隐姓埋名时，还有多少人愿意默默归零，只为一个更伟大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