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6月16日，医生根据罗健夫的遗愿剖开了他的遗体，发现他全身都布满了癌肿，胸腔里的肿瘤甚至比心脏还大，现场的医生和护士都忍不住流泪。 没人能想到，这个被癌症吞噬的身体，竟支撑着中国航天史上最关键的科研攻关。解剖台上，医生发现他胸骨酥脆到“一碰就碎”，后背溃烂成片，低分化恶性淋巴瘤像藤蔓般缠绕全身，癌细胞至少潜伏了两年，而他直到生命最后四个月才被确诊。 更让人震撼的是，就在确诊晚期后的日子里，他白天捂着胸口做实验，深夜疼得蜷在工作室地板上，硬是把Ⅲ型图形发生器的电控设计全部完成。 时间倒回1970年，陕西骊山微电子公司那间简陋实验室里，罗健夫正面临双重压力：国际技术严密封锁，国内“文革”动荡未息。图形发生器是制造“航天芯”的核心设备，当时中国连张设计图都找不到。 他带着团队白天被拉去参加“思想改造”，夜里偷溜回实验室啃英文资料，一个俄语专业出身的人，硬是靠着惊人的毅力自学掌握了电子线路、自动控制等五门全新学科。 同事蔺振声忘不了那些画面：罗健夫口袋里总塞着冷馒头充饥，机器故障时直接躺在地上检修，棉袄袖口磨出破洞也浑然不觉。整整三年埋头苦干，中国首台图形发生器终于在他们手中诞生，西方严密的技术封锁被硬生生撕开了一道口子。 当Ⅱ型机拿下1978年全国科学大奖时，他坚持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申报书最后一位；组织上两次要给他评高级职称，他摆摆手说“水平不够”；领导安排去香港考察的宝贵机会，他转手就把名额让给了年轻同事。 在物质条件普遍匮乏的年代，他的个人生活更是清贫，全家挤在十几平米的旧屋里，顿顿离不开咸菜，该得的奖金分文不取。妻子想给他买件新衬衫，他指着旧衬衫上的补丁说：“这还能穿五年！” 1981年深秋，Ⅲ型机攻关到了最紧要关头。他胸口疼得直冒冷汗，却偷偷用伤湿止痛膏捂着，连朝夕相处的妻子都瞒着。 直到次年春节咳出血才被强行拖去医院，诊断书上“晚期癌症”四个字如同晴天霹雳。医生要求立即住院治疗，他却攥着病历本扭头就往实验室跑：“我的时间得论秒算了，课题等不起啊！” 癌细胞疯狂扩散时，他强忍着剧痛给同事写下详细的技术建议；刚经历完化疗的剧烈呕吐，立刻又摸出图纸修改参数。 护士们至今记得那个画面：他床头堆着翻开的《电子学理论》，被纱布裹着的手颤抖着还在做笔记。临终前三天，他拉着所长的手，用尽力气恳求：“遗体捐给医学研究，肿瘤这么大，或许能帮后人找出点办法……” 他走时年仅47岁，个人存折里只有82块钱，却给中国航天事业留下了三型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争气机”。 如今在771研究所的大厅里，静静矗立着他的铜像。新一代的工程师们走过时，总会驻足凝视基座上的刻字，那上面写着：“他燃尽了自己的生命，点亮了祖国迈向星辰大海的征程。” 新华社权威报道：“罗健夫身处逆境仍投身科研，面对荣誉先人后己。他研制图形发生器的历程，是中国科技工作者自力更生的缩影。”（新华网《“双百”人物中的共产党员：罗健夫》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