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0月23日，被组织审查和劳动锻炼长达8年的梁兴初将军，终于等到了处理结果：免除党内外一切处分，按大军区正职待遇，在安排新的工作岗位前，梁兴初提出了离休。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一些老战友开始为他奔走，黄克诚在中央会议上点名提出，这样的战功和经历不该被遗忘。 复查会议里，意见并不一致，有人翻阅大量档案，找不出能证明他有严重问题的证据，也有人担心翻旧账会牵动敏感关系。 就在这些争论声中，黄克诚给出了明确的期限，希望在限定时间内给出定论。
到了1981年10月23日，中央的结论终于公布，免去他党内外的一切处分，按大军区正职待遇执行，并且明确他与林彪集团无牵连，这份结论不只是政治上的翻案，更是对八年磨难的一种官方回应。
组织上给出的安排很宽松，他可以选择去济南军区，也可以去沈阳军区担任顾问，按常理，这对任何被平反的老将来说，都是重返舞台的契机。 但他没接受，他觉得离开指挥岗位太久，对部队的变化不再熟悉，而且年轻指挥员正快速成长，不该被自己占着位置。 他不愿成为体制中的累赘，也不想因自己的回归引起新的矛盾，这种判断并非退缩，而是对角色的冷静评估。
当很多人还在猜测他背后的心思时，他已经悄然递交了离休申请，对外界来说，这或许是一扇门关上了，可对他自己来说，却是主动跨出的一步。
他的故事得从江西吉安的一个铁匠铺说起，家境贫苦，孩提时代就帮家里打铁、砍柴，双手在火光和锤声里磨出了厚茧。 十七岁，他拿起了枪，加入红军，也加入了共产党，很快，他在赣南战役里打出了名气，百团大战中多次攻破日军据点，四平战役面对飞机大炮依然死守阵地，这些硬仗为他换来了军衔上的飞跃。
新中国成立后，他站上了抗美援朝的战场，三所里的穿插让美军措手不及，松骨岭的阻击更是硬生生顶住敌人一轮又一轮进攻。 38军因此赢得了“万岁军”的称号，而他本人也成了唯一被称作“万岁军长”的人。
他的履历几乎串起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战史，在抗大求学，在抗日战场上任685团副团长、独立旅旅长，在解放战争中又历任一纵副司令兼一师师长、十纵司令、47军军长。 1949年，他接过38军的军旗，从此与这支部队的荣誉紧紧捆在一起。
从战壕里的年轻军官，到指挥成千上万士兵的将领，他的每一步都踩在血火之路上，无论是泥泞的田野，还是冰雪覆盖的山岭，都留下过他带兵冲锋的身影。 1971年11月20日，这位曾经驰骋沙场的将军被正式隔离审查，家人也未能幸免，生活一下子跌入低谷。此前的“站错队”指控，让他被贴上敏感的标签，很快，他被下放到太原的地方工厂，进入煤矿系统劳动。
煤井深处，光线昏暗，空气里满是煤尘与湿气，每天的工作，就是推满载的矿车、搬运沉重的设备，这种环境，对一个身经百战的指挥员来说，是前所未有的考验，可他没有抱怨，依然按点下井、出工、完成任务。
矿工们渐渐发现，这个沉默寡言、力气惊人的“老同志”，干活的劲头并不比年轻人差，有一次井下塌方，他不顾被砸的风险冲进去救人，结果自己被落石击中，依然坚持不报伤情。 对于外界的猜测和试探，他从不回应，只是用沉默和劳动去度过这段漫长的日子。
八年的时间，足以让一个人被磨平棱角，但他心里的那股劲始终没散，无论是体力的消耗，还是精神上的压力，都没有让他失去方向感。 反而，这段经历让他的形象在老战友和普通工人中更为厚重，后来有人回忆说，正是这种在逆境中的忍耐和坚持，为他平反时的政治形象加分不少。
离休后，他没有沉溺在功成名就的安逸里，而是给自己安排了另一种任务，他开始翻阅几十年间保存下来的日记、战地笔记、照片，想要用一本回忆录，把自己经历的战争细节和战友的故事都留在纸面上。 他觉得，这不仅是写给自己，也是给后人留下一份真实的见证。
除了写作，他还不时为一些尚未平反的老战友奔走。有人被困在尘封的档案里，他就写推荐信、找关系，希望帮他们恢复名誉，在他看来，个人的荣誉可以淡化，但战友的冤屈不能放着不管。
1985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将他多年的心血化为灰烬，书稿、资料、信件，一切被烧得干干净净，这对他是沉重打击，但他没有再提起，只是在同年10月5日静静离开了人世。
他的夫人任桂兰没有让这份心愿彻底湮灭，她用了十多年的时间，重走丈夫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访问老部队，查阅档案，把零散的回忆重新拼合起来，最终完成了《统领万岁军》这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