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一代名将郑维山最终因为生活低头了，他给昔日领导人徐向前写了一封信，信中恳切请求徐向前借粮食给他维持衣食，一向好脾气的徐向前大怒，随后一通电话连吵带骂。 1979年，郑维山将军刚刚结束长达八年的审查和软禁，回到北京。人是自由了，但生活却卡了壳。没职务，没待遇，一家老小要吃饭，日子过得紧巴巴。 没办法，郑维山硬着头皮，给自己的老领导、老战友徐向前元帅写了封信。信里没多说别的，就是讲了讲眼下的难处，希望能借点粮食，渡过难关。 徐帅收到信，心里咯噔一下。他太了解自己这个老部下了，要不是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郑维山那脾气，绝不可能开口。他立马就在信上做了批示，转给相关部门，要求尽快解决郑维山同志的生活问题。徐帅想着，一个为革命流过血的老红军，这点事儿还能办不了？ 结果，这事儿就跟石沉大海一样，几个月没动静。徐帅坐不住了，直接一个电话打过去，对着电话那头就是一顿火。他不是气郑维山，他是气那些办事的机构和人员，那种不作为、慢作为的官僚作风。“一个为党为国打了半辈子仗的老同志，现在连饭都吃不饱，你们是干什么吃的！”这通电话，说是连吵带骂，一点不夸张。 这通火发完，事情总算是解决了。可这事在徐帅心里，留下了一个过不去的坎。所以后来，到了1980年，郑维山想去医院看望病中的徐帅，徐向前却对秘书说：“不见，我现在哪还有脸见他啊？” 这句话，听着真叫人心酸。元帅的“没脸”，不是因为位高权重，而是因为他觉得没能第一时间保护好自己的老部下，让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受了委屈。这背后，是那一代革命者之间，最纯粹也最沉重的情义。 要理解这份情义，咱们得回头看看郑维山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这哥们，1915年生在大别山，骨子里就刻着“不服输”三个字。12岁那年，父亲在白色恐怖中牺牲，他没哭天抢地，抹了把泪，领着七十多个赤卫队员就继续干革命了。这哪是孩子，分明就是一头小豹子。 进了红军队伍，他更是把“猛”字发挥到了极致。长征，三次过草地。他硬是挺了过来，靠的不光是命大，更是脑子活。他总能找到最危险也最安全的那条线。后来，开国上将孙毅握着他的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他是“军中奇才”，这评价，是拿命换来的。 打仗猛，不代表他就是个莽夫。1948年解放北平前夕，他指挥的三纵队被敌人三面合围，天上飞机轰炸，地上炮火连天。指挥部下了死命令：“敌35军要是跑了，郑维山你全权负责！”这压力，能把人压垮。但郑维山硬是顶住了，像一颗钉子，死死卡住了敌人的退路，这才有了后来傅作义和平起义的可能。毛主席的战略构想，差一点就因为这一环的失守而功亏一篑。 到了朝鲜战场，他照样生猛。上甘岭战役后，他指挥的1953年夏季反击战，硬是把“三八线”那道弯弯曲曲的战线给拉直了。三千多人的大潜伏，悄无声息地摸到敌人眼皮子底下，在世界军事史上都是个经典案例。 就是这么一个从枪林弹雨里闯出来，为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的将军，却在1971年突然销声匿迹。因为所谓的“华北山头主义”问题，他被一撸到底，送到安徽的农场劳动改造，一去就是八年。 这八年，他从将军变成了农民。其中的苦楚，郑维山一声没吭，扛了过来。等到1979年平反回京，时代已经变了天。迎接他的，却是生活无着的窘迫。 好在，郑维山的人生并没有就此沉寂。 1982年，他被任命为兰州军区司令员。临行前，邓小平同志在家里见他，没有谈军事，却交给他两个特殊的任务。 “第一，绿化大西北，栽树种林，不能只管打仗，要为后辈着想。第二，培养十个八个接班人，我们都老了，未来是年轻人的。” 兰州军区，地处黄土高原，四分之三是荒漠戈壁，风沙一起，遮天蔽日。在这里种树，比打仗还难。很多人都说这是瞎折腾，树活不了。但郑维山那股犟劲又上来了。他把植树当成一项战备任务，发动部队，在营区、在荒山、在戈壁，见缝插针地种。 有人质疑他，他就说：“哪怕是搞‘丛林掩体’，也比光秃秃的强！就算失败了，也要给后人留下一点经验。”就这么一年年干下来，当年他亲手种下的树，很多如今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成了西北戈壁上的一道道绿色屏障。 他对公家的事有多上心，对自家的事就有多“绝情”。夫人偷偷给老家的堂弟在军马场安排了个活儿，那地方穷得只能啃土豆。亲戚找上门来，想通过他要点化肥、要个职务，他要么直接躲开，要么就让下面人按规矩办，最后啥也没办成。他跟家里人说：“我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给的，只能用来为人民办事，绝不能给你们谋一分一厘的私利。” 2000年5月9日，郑维山将军在北京逝世。他生前留下遗嘱：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骨灰撒在生养他的大别山、战斗过的祁连山和河西走廊。他给中央写了最后一封信，落款是：“一个老共产党员、老战士郑维山”。 张万年上将看到信后，亲笔批示：“非常感人，信要保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