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月，对印还击战大捷后，兰州军区第55师工兵营准备凯旋，谁料下面排里突然报告：“我们1个战士王琪失踪了，连衣服、被褥都没带。”众人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王琪，40多年后才知道了王琪下落。
那年，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原始森林被冬日的薄雾笼罩，兰州军区第55师工兵营的战士们正忙着收拾行装。
对印自卫反击战的胜利让整个营地洋溢着轻松的气氛，排长王祖国扯着嗓子宣布：“主力部队都回家了，咱们运完最后一批物资也能回去过年！”
士兵们三三两两围在一起，有人哼着陕西老家的秦腔，有人翻检着从印军仓库捡来的战利品，几盒罐头、一把瑞士军刀，甚至还有半瓶威士忌。
在这片欢腾中，没人注意到沉默寡言的测绘兵王琪悄悄离开了帐篷，独自走向森林边缘。
这个25岁的陕西小伙穿着单薄的军装，口袋里只揣了半包“大前门”香烟。
他本打算在附近转悠半小时就回来，可亚热带森林的藤蔓与参天古木很快吞噬了来时的足迹。
当夕阳的余晖被树冠切割成碎片，王琪突然发现四周的景色变得一模一样，苔藓覆盖的树干像复制粘贴般排列，连鸟叫声都透着陌生的腔调。
他试着用测绘知识辨别方向，可浓密的树冠遮住了太阳，潮湿的空气中连指南针都失了灵。
原始森林的夜晚来得猝不及防，王琪蜷缩在树洞里，听着远处狼嚎般的风声，第一次感到恐惧像冷水漫过脊背。
他想起三个月前从青海湖开赴前线时，敞篷卡车在唐古拉山的暴风雪中颠簸，战友们冻得嘴唇发紫却还在互相搓手取暖。
想起停战那天，全营士兵围着篝火用钢盔煮面疙瘩汤，面糊里飘着几片脱水菜叶，但大伙儿吃得比年夜饭还香。
此刻这些记忆像钝刀般磨着他的神经，他摸着空荡荡的口袋，连张家人的照片都没带出来。
两天后，当王琪跌跌撞撞闯上公路时，右脚的胶鞋早已不知去向，远处驶来的卡车漆着鲜红的十字标志，他踉跄着挥手，却在看清车上跳下的印度士兵时僵在原地。
语言不通的比划中，印军把他当成了间谍，押送途中经过的每个哨卡都让归途更加渺茫。
在印度监狱的七年里，王琪每天盯着铁窗外的云团，那些云有时像青海湖的浪花，有时又像母亲手擀面的褶皱。
他用勺子吃饭的倔强习惯惹得狱卒发笑，却没人知道这个中国人正用指甲在墙上刻着西安城墙的砖纹。
被流放到中央邦蒂罗迪村后，王琪的逃亡幻想逐渐被现实碾碎，当地警察像影子般跟着他，面粉厂的工友总在他经过时突然噤声。
直到遇见那个会用树叶吹《东方红》的印度姑娘苏西拉，他才在异乡有了栖身之所，婚后的某个深夜，王琪突然从炕上爬起来，用煤油灯照着给老家写信。
信纸上是歪歪扭扭的汉字：“娘，我在印度活着，想吃您腌的辣子。”这封穿越喜马拉雅山的家书，在路上走了整整23年。
2017年北京飞往西安的航班上，79岁的王琪一直攥着舷窗边的扶手，当咸阳机场的跑道灯映入眼帘，他突然想起1960年参军离家那天，村口的老槐树也挂着这样的暖黄光晕。
在迎接的人群里，他一眼认出了拄拐杖的大哥，那个曾陪母亲去青海探亲的青年，如今脸上爬满了比他更深的沟壑。
有记者举着话筒追问感受，老人只是反复摩挲着接机大厅的中国国旗浮雕，喉咙里滚出含混的呜咽。
这场跨越半个世纪的迷失，当年55师工兵营的战友后来澄清，王琪失踪前刚参与修通达旺前线的补给线，荣立过三等功。
印度媒体披露的档案显示，印军当年确实误判多名中国士兵为间谍，甚至有人被关押至1980年代。
当王琪带着混血儿女给陕西祖坟磕头时，黄土高原的风掠过墓碑，也拂过新栽的石榴树，那是他从印度带回的种子，如今已在乾县扎了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