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一个日本士兵在慰安所，正准备接受慰安妇的服务。可是，当他脱掉衣服后才发现，床上躺着的慰安妇，竟然是自己的妻子。 日本帝国在亚洲战场上建立并系统运行“慰安妇制度”，涉及人数数十万，被强征者大多来自朝鲜半岛、中国、东南亚等地。这一制度本质上是战争中的强制性奴役，是一项以军队权力为基础的性暴力系统。 1932年“上海事变”后，日本军部首次提出设立“慰安所”的设想。最初理由是“防止强奸事件影响国际舆论”，实则为安抚士兵心理、控制性病、稳固战斗意志。日本陆军省和海军省分别制定“特别指导纲领”，由宪兵、军医与情报人员协作，在占领区大量设立“军指定慰安所”。 这些“慰安所”表面以“自愿从业”为借口，但实质上的征集过程多为胁迫、诱骗与强制征调。中国东北、河北、湖南、海南等地的女性，常在“妇女工作介绍所”“军需协力招募”等旗号下被带走。多数人在未被告知用途前就被押送千里之外。 慰安所布局严格军事化。入口设关卡，配备宪兵看守。女性按“军衔级别”分配，收入归军部管理，无法自由离开。所有人员强制接受性病筛查，每日“工作时长”被量化。日军甚至设定“使用频率”标准：普通兵每周两次，军官每日不限。 更残酷的是，“慰安妇”并非拥有任何医疗保障或申诉渠道。若被诊断染病或体力衰竭，常遭“处理”或“遣返”，部分被处死或遗弃。战争推进期间，部队撤退时，这些女性常被“就地解决”，无一人生还记录。 这一制度并非局部行为，而是自上而下、跨国推行的系统计划。战后调查确认，日军在中国设立“慰安所”超过400处，仅南京地区即达十数所，朝鲜半岛、菲律宾、泰国、印尼等地受害者数以万计。 许多“慰安妇”在制度中失去姓名与身份。她们被登记为“编号”“使用日程”“疾病状态”。官方不留真名，目的是彻底剥离个体价值，仅保留“功能数据”。 以中国为例，湖南常德一地的受害者王秀英在战后被村民称为“疯女”。她曾被押至日军在澧水河畔设立的临时慰安点，日夜受辱。日本战败后，她被遗弃在一处田埂边，全身感染、不能说话。直到1980年代，有志愿者走访时才知其真实身份。她留下的证言被收录入国际法庭档案。 朝鲜半岛的慰安妇中，尤以年少者最为众多。战后幸存者金福童回忆，14岁被军部“妇女招工”骗至中国吉林，每天被迫接待30至40名士兵。她双腿残疾，子宫严重出血，三年后逃脱时已濒临崩溃。此类故事在战后陈述中比比皆是，构成了“幸存”这两个字背后的真实重量。 印尼、菲律宾的女性也未能幸免。在菲律宾马尼拉，战时日军设立至少三处军部慰安中心，部分女性甚至被直接从街头掳走，关押于旧警察局改建的“服务点”，多数人终身未婚、无后、身心崩溃。 最令人心碎的是，这些人战后多数遭遇二次伤害——社会歧视、家庭抛弃、国家漠视。直到1990年代初，受害者才开始走出沉默，通过民间诉讼、公开控诉，争取历史承认与正式道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