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7月，红二方面军进入松潘草地，没有吃的，贺龙突然提出钓鱼吃，众人差点惊掉下巴。草地里有很多河沟和池塘，贺龙断定鱼不少。有一位战士突然提问：“没有鱼竿怎么钓鱼？“ 1936年7月，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他们带着红二方面军，走到了一个叫松潘草地的地方。这地方，听着名字挺诗意，实际上就是要命的沼泽地。一眼望去，无边无际，脚下是黑乎乎的烂泥，一不留神就陷进去，把人整个给吞了。天上不是下雨就是下冰雹，又湿又冷。 最要命的是，没吃的。红军进来的时候，带的青稞面早就吃光了。战士们饿得头晕眼花，只能挖野菜、啃树皮，甚至煮皮带充饥。很多人走着走着，就一头栽倒，再也没起来。整个部队，都被一种绝望的气氛笼罩着。 就在大伙儿愁得不行的时候，总指挥贺龙，咱们常说的“贺胡子”，突然冒出来一个想法。那天，部队走到一条叫噶曲河的边上，贺龙看着河水，两眼放光，回头对大家说：“咱们钓鱼吃！” 这话一出，周围的警卫员、干部们，有一个算一个，下巴差点掉地上。啥？钓鱼？总指挥，您没发烧吧？这都什么时候了，命都快保不住了，哪还有这份“闲情雅致”？再说了，就算河里有鱼，咱们拿啥钓啊？别说鱼竿了，连个正经的鱼钩、鱼线都没有。一个战士忍不住，把大伙儿的心里话问了出来：“没有鱼竿怎么钓鱼？” 贺龙看着大家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只是嘿嘿一笑，叼着他的大烟斗，不紧不慢地说：“办法总比困难多嘛。没有鱼竿，我们就自己造！” 了解贺龙的人都知道，他这辈子除了打仗，就有两大爱好：下棋和钓鱼。尤其钓鱼，那可是专业级别的。在他的老家湖南桑植，贺龙纪念馆里现在还珍藏着他当年用过的一套渔具，就是长征路上他自己捣鼓出来的。 贺龙一声令下，大家半信半疑地动了起来。你还真别说，红军队伍里，真是藏龙卧虎，啥人才都有。有个叫傅忠海的红军干部，急中生智，用做被子的大针，在火上烧红了，拿钳子给弯成了鱼钩。找根结实点的树枝当鱼竿，再把缝补衣服的粗线搓一搓，就成了鱼线。 你瞅瞅，一套“草地牌”渔具就这么诞生了。 贺龙自己更是带头示范。他找了个河湾，把自制的鱼竿甩出去，就坐在那儿，叼着烟斗，两眼盯着水面，稳如泰山。当时藏区的百姓不吃鱼，所以草地里的鱼又多又肥，没见过啥世面，傻乎乎的。没一会儿，贺龙就钓上来好几条，都是那种叫“鳇鱼”的大家伙。 鱼钓上来了，战士们都欢呼起来。那几天阴沉沉的营地，仿佛一下子有了光。傍晚，篝火燃起，一口大锅架起来，清水、野菜，再加上刚钓上来的鲜鱼，一起炖煮。那锅鱼汤，没油没盐，腥味儿其实挺重，但在当时的红军战士嘴里，那就是无上的美味。 鱼汤煮好了，炊事员第一碗端给贺龙。贺龙摆摆手，笑呵呵地说：“我肚子还不饿哩！”他亲自吩咐，“先给伤病员送去”。当时第五师师长贺炳炎，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独臂将军”，在之前的战斗中断了条胳膊，身体很虚弱，也躺在伤病员的担架上。贺龙专门让人给他送了一碗。 这件事，迅速在整个红二方面军传开了。贺龙让部队里的铁匠连夜赶工，用铁丝、铁钉打造了一批鱼钩，发给各个部队。第二天，沉寂的噶曲河两岸，一下子热闹起来。成百上千的红军战士，拿着五花八门的自制工具，沿着河岸排开，成了一道“全军垂钓”的奇观。 时任红二方面军副政委的关向应，看到这一幕，发出了感慨。他激动地说：“翻遍古今中外的历史，从来没见过哪个将领指挥全军钓鱼的，也没有哪支军队为了生存，搞过这种集体行动。只有共产党的部队才开了这个先例啊！” 贺龙组织钓鱼，表面看是为了解决“吃”的危机，深层次里，它是一次卓越的组织动员和精神重塑。 在那种极端环境下，人最怕的是什么？是闲下来胡思乱想，是失去希望，是感到无助。贺龙这一招，让所有人都动了起来，有事可做，有目标可盼。 大家的心思，从“我会不会饿死在这里”的恐惧，转移到了“今天能不能多钓几条鱼，让战友喝口汤”的具体行动上。这种参与感和集体奋斗的氛围，是比任何政治口号都管用的强心剂。 前面提到的那个傅忠海，他也带着警卫员去钓鱼。有一次，他正往前跑，想抢个好位置，看见前面有个人戴着草帽也在钓。他刚想绕过去，那人回头喊他：“傅忠海！你哪里去呀？”傅忠海定睛一看，哎呀，是贺老总！ 他赶紧敬礼，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想去远点的地方多钓几条给病号。贺龙听了，哈哈大笑：“我们可是想到一块去了！你是为你们的病号，我是为野战医院的病号。”他指了指自己的桶，说自己要收工了，让傅忠海就在他这儿钓，鱼多。 临走前，贺龙拍拍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为别人着想，我心里就高兴。我最不喜欢那些只为自己打算的人。红军战士，就该吃苦在前，冲锋在前，这样革命胜利才来得快呀！” 这几句话，朴实无华，却是一个军队统帅世界观、价值观最直接的体现。贺龙在最艰难的时刻，思考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整个队伍的生存，是那些伤得最重、最需要帮助的同志。这种精神，通过一竿一线、一鱼一汤，传递给了全军的每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