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女知青公然带枪冲进医院行凶，制造了三死一伤的枪击大案，但法院在量刑时，却只判了她15年！ 蒋爱珍，1956年出生于浙江绍兴，父母都是当地学校的教师，家境不算富裕但充满书香气。她从小勤奋好学，成绩名列前茅，性格坚韧不服输。1972年，16岁的她刚初中毕业，正赶上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下乡支边，她满腔热情，跟着当过兵的哥哥蒋根土去了新疆石河子，加入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144团一营一连。戈壁滩上的生活艰苦，风沙大，活儿重，她却从不喊累。摘棉花、修水库、挑水灌田，她干得比谁都卖力，手上磨出厚茧，衣服常被汗水浸透。1973年，她因表现突出加入共青团，次年被选送到144团医院的护理员短训班，结业后留在医院工作，负责给病人换药、打针、记录病历。她的努力没白费，20岁那年入了党，还当选医院党支部委员和团支部书记。因为枪法准，她还兼任了民兵排长，被团场领导称为“军垦一枝花”。她成了年轻人眼里的榜样，可谁也没想到，这朵花后来会沾上血迹。 蒋爱珍在医院工作兢兢业业，但她的优秀却引来了一些人的嫉妒。医院党支部副书记张国政，是她哥哥的老战友，年轻有为，深受领导器重。蒋根土曾托张国政多关照妹妹，这本是人之常情，可在医院的李佩华、谢世平、钟秋、戴淑芝四人眼里，却成了可利用的把柄。这四人早就看张国政不顺眼，觉得他年纪轻轻就爬上高位，风头太盛，心里不服。他们琢磨着没法从工作上找张国政的毛病，就把主意打到蒋爱珍身上，想从男女关系上做文章，泼脏水，搞臭两人的名声。 1978年3月17日晚，蒋爱珍正准备回绍兴探亲，收拾好行李后留在医院值班室。晚上，张国政和另一名同事过来叮嘱她路上注意安全。这本是正常的同事往来，可李佩华等人却抓住了机会。第二天，医院里开始流传她和张国政的绯闻，流言像长了翅膀，传遍了团场。大字报一张接一张贴出来，字里行间全是污蔑，内容不堪入目。蒋爱珍从一个受人尊敬的护理员，变成了人人议论的对象。她申诉无门，找领导反映情况，却没人理会。团党委派了工作组调查，组长杨铭三却因与张国政有旧怨，调查走过场，偏听李佩华等人的说辞。医院的公告栏上，污蔑她的大字报越来越多，甚至还有人画了恶毒的漫画。她曾交往过的青年医生被警告疏远她，另一个安慰她的同事也被迫公开检讨。她的信被私拆，宿舍门前常有人徘徊，生活被彻底打乱。 流言的压力像一座山，压得蒋爱珍喘不过气。她从活泼开朗的小姑娘，变得沉默寡言，整天低着头。夏天，她被钟秋和谢世平当众辱骂，羞辱的话像刀子一样扎人。她试图为自己辩解，可没人愿意听。她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甚至写下遗书，想一死了之。但仇恨的种子也在她心里扎了根。9月29日清晨，她拿起了五三式步骑枪，走进144团医院，接连开枪，造成李佩华、钟秋、戴淑芝三人死亡，谢世平受伤。枪声惊动了附近的民兵，她被当场制服，枪支被夺下。 案件发生后，石河子地区炸开了锅。医院为三名死者开了悼念会，可职工和群众的反应却出乎意料。很多人觉得蒋爱珍是被逼上绝路，才做出极端的事。石河子法院院长王心如亲自带队调查，走访了团场职工，查阅了所有大字报和调查记录，发现流言的源头和真相。 1979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蒋爱珍为什么杀人》，详细报道了案件始末，指出她是因长期受诽谤和羞辱才走上极端。文章一出，全国哗然，各地群众寄来两万多封信，为她喊冤。律师白长林接手了她的案子，提交了大量群众联名信，证明她受迫害的经过。一审法院判她无期徒刑，她不服上诉。1985年，二审考虑到她的遭遇和悔改态度，改判15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 蒋爱珍在狱中表现良好，每天按时劳动，缝纫衣服、编织袋子，手指常被针扎得红肿。她收到全国各地寄来的五万多件信件和物资，感受到社会的温暖。1991年，她刑满释放，回到绍兴。政府为她安排了工作，她在一家街道诊所当医务工作者，继续为病人服务。她报名参加了中专函授班，认真学习医学知识，桌上总是堆满书。穿着白大褂，她低调而认真地工作，偶尔会提到对被害者家属的愧疚，表示愿意照顾他们的老人。她的故事传开后，不少人感慨，流言杀人不见血，公道却总会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