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在藤县保卫战中，王铭章看着距离自己一千多米的龟尾寿三，问旁边的副官“这个距离能不能打到他”，副官没有多说一句话，而是举起了自己的枪，只听三声枪响之后，龟尾寿三从马背上摔下来。
那年3月藤县，王铭章站在东城墙的缺口处，望远镜里那个叫龟尾寿三的日军指挥官正骑着马在千余米外来回巡视，像在检阅一场早已胜负分明的狩猎。
王铭章的拇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步枪扳机，枪管上的锈迹蹭得他虎口发痒，这把川造老套筒的射程撑死四百米，连城墙下的日军坦克都够不着，更别提远处那个令人作呕鬼子的影子。
副官张宣武的嘴唇裂着血口子，三天没合眼的眼皮肿得像核桃，他听见师长那句像是自言自语的问话，突然把怀里那杆汉阳造架上了城墙垛。
没人知道这个曾在军校拿过射击冠军的年轻人哪来的力气，他右肩顶着枪托的瞬间，城下爆炸的气浪正掀飞半截砖墙，扬起的尘土迷得人睁不开眼。
三声枪响刺破喧嚣，第一发子弹擦着龟尾的军帽飞过，第二发打中了马匹前蹄，第三发钻进对方肩膀时，刚才还趾高气扬的日军指挥官像截烂木头似的栽进了泥地里。
城墙上的川军士兵突然爆发出嘶哑的欢呼，有人把最后半壶凉水泼在滚烫的机枪管上。
而这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藤县保卫战最残酷的阶段，那时候王铭章手里能用的兵力不到三千人，步枪膛线磨得能照见人影，全城凑不出十挺能连发的机枪。
日军第10师团却带着七十多门重炮和二十辆坦克压境，飞机投下的燃烧弹把城墙根的尸体烧得焦黑。
没人相信这群穿着草鞋的四川兵能撑过三天，连李宗仁给蒋介石的电报里都写着“尽人事听天命”。
可偏偏就是这些被阎锡山骂作“土匪”的川军，用集束手榴弹炸坦克，拿煤油桶当炸药包，把日军精锐拖在城墙下寸步难行。
龟尾坠马的消息传到日军指挥部时，濑谷启少将正在地图上画包围圈的箭头。
毕业于陆军大学的他怎么也想不到，他眼中“最弱部队”的指挥官，此刻正蹲在炸塌的城门洞里啃半截红薯。
王铭章听着侦察兵报告日军调兵的消息，顺手把红薯皮塞给饿得直哭的小通信兵。
他当然知道打中龟尾改变不了战局，但那些趴在瓦砾堆里放冷枪的士兵需要听见敌人的哀嚎，就像他们需要知道汤恩伯的援军永远不会来一样真实。
夜幕降临时，日军报复性的炮火把城墙豁口又炸宽了三丈，王铭章攥着口袋里那份被血浸透的电报，上面蒋介石“死守待援”的墨迹已经晕开了花。
他想起出川时成都百姓送的“死字旗”，白布正中那个碗口大的“死”字现在正绷在122师的军旗上。
有士兵从废墟里扒出半坛烧酒，他仰头灌了一口，辣得眼泪直流，却笑着对周围满脸烟灰的娃娃兵说：“格老子的，比重庆火锅还够劲！”
最后的冲锋发生在那年3月18日中午，日军坦克碾过南门街道时，王铭章带着师部最后的二十多人往十字街口突围。
子弹打穿他的左肺，参谋们要背他走，他摆摆手摸出怀表看了一眼，正好为台儿庄布防多争取了52小时。
西门城墙上的日军机枪手后来在日记里写：“那个中国将军倒下时，他身边的少年兵居然举着大刀朝坦克冲过来，像疯了似的。”
没人知道的细节，如今刻在藤县烈士陵园的青石碑上，和那年春天城墙上绽放的野杏花一样。
站在今天的藤县街头，当年炸塌的城墙早变成了商业街，只有钟楼上的弹痕还留着1938年的记忆。
王铭章和三千川军用命换来的那几天，让李宗仁有机会在台儿庄摆下“口袋阵”。
那些笑川军是“草人部队”的人不会想到，正是这些“草人”用血肉之躯拖住了日军机械化部队，才换来抗战初期最提气的一场胜利。
现在藤县的孩子每年清明都会在纪念碑前放上几颗四川辣椒，辣味飘过八十七年，依然呛得人眼眶发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