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1年，金圣叹被砍头时，他悄悄对刽子手说：“我耳朵里有200两银票，你先砍我，钱就归你了！”刽子手听后大喜，这买卖可干，手起刀落，刽子手赶忙捡起纸团，然而打开后，大惊失色！ 1661年夏末，南京三山街的烈日如刀，灼烧着刑场上泛白的青石板，围观的人群层层围绕，有的只是来看热闹，有的却是来目送一位文人最后的背影，那天站在刑台上的，是金圣叹。 他并非罪大恶极之徒，却被冠以“大逆不道”之名，成为“哭庙案”的首犯，真正的导火索，是一场官民之间的张力。 当年苏州知县去世，当地士绅不愿跪拜悼念，反而当众哭诉其贪腐恶行，本是一场民意表达，最后却被地方官员上升为政治事件。 在一纸奏章中，金圣叹的名字赫然在列，尽管他并未亲临庙堂，更未参与聚众，但他的声名、他的文笔、他的讽议文章，早已引起当权者的忌惮，在朝廷看来处死他，不是为了肃清案情，而是杀一儆百。 那日的他并未如其他犯人般惊恐失措，早在狱中，他便早已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他并非佛道之人，却有种近似超脱的宁静，他在纸上写下讽意十足的诗联，又以轻快之笔记录琐事，对死亡的描述竟如写一场平常午后的雨。 儿子前来诀别，他不曾流泪，反而语带幽默地留下一副玩笑的对联，纸笔间，是不舍，也是宽慰。 行刑之时，金圣叹排在第三，刑场规制通常按顺序斩首，但他在刽子手靠近时低声说了一句：我耳朵里有200两银票，你先砍我，钱就归你了，刽子手当即改变顺序，率先挥刀。 那一刀干净利落，未有丝毫迟疑，金圣叹的头颅滚落在血泊中，嘴角竟带着一丝弧度，似笑非笑。 刽子手俯身搜查，果然从他的耳中摸出两张纸团，围观者纷纷侧目，以为真藏有银票，但纸团打开之后，众人皆愣，其上一纸写着“好”，另一纸写着“疼”。 一时之间，场上先是寂静，继而爆发出零星哄笑，人们并不理解那两个字的深意，只觉得这是一个临刑前不忘“整蛊”的奇人，更多人则在笑声中感到不寒而栗。 这不只是一个玩笑，更是一种讽刺，纸条之“好”，或许是一种解脱，一种对人生尘世的超然，而“疼”字，又像是在极短的瞬间，对死亡给予最本能的回应。 这件事迅速传遍南京坊间，人们议论纷纷，有说他讥讽刽子手贪婪，有说他嘲弄满清刑法制度，还有人解读为他与死亡进行的一场对话，无论哪种说法，都难掩一个事实，金圣叹以一种极其个人化、戏剧性的方式，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了一个幽默却沉痛的句号。 其实金圣叹这一生，早已注定不会走寻常路，他并非不才，而是太有才，在世人皆研习八股取功名时，他却偏爱小说杂剧，尤钟情于《水浒》《西厢》。 他批评《水浒》鼓吹忠义，认为“好汉”实为匪类，他改写《西厢》情节，力图脱离旧俗窠臼，有人说他放荡不羁，也有人敬他为一代奇才，他曾三次参加科考，却一次比一次离经叛道：写画、写“动”字、交白卷，每次都在挑战体制的容忍底线。 他确实中过举人，但在众人期待他为官之时，他却主动放弃仕途，选择继续讲学、评点、著书，做一个游离于体制外的文化人，他的书房挂着“六品书吏”的对联，嘲讽朝廷官员庸碌无为。 他在评书之中夹杂讽政之语，广为流传，他讲学之余，不忘投身民间疾苦，曾为百姓出头，而为官府所忌。 他早就明白，他与那个时代注定格格不入，但他不曾妥协，他选择用文字说话，用讽刺立身，他不是死于刀下，而是死于不肯低头的倔强，他留给后人的，不止是两张纸条，更是一个讽刺与尊严并存的名字。 那两个字的分量远超刽子手所期的银票，它成了金圣叹一生最犀利的笔触，一个人的脑袋滚落刑场，换来一个时代文人的觉醒与哀思，从此之后，那两个字不再只是字，而是笑中带痛的注脚，是金圣叹最后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