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少将嗜酒如命，困难时期酒精兑水喝？60岁得肝硬化，82岁离世 “1959年的凌晨一点，再给我半杯，不然脑子不转！”荒凉戈壁里，一个沙哑的声音夹着笑意从简易砖房传出来。警卫抬头一看，举杯的人就是时任西北某导弹试验基地副司令的李福泽。那一年，他四十七岁，头顶星空，衣袖里还塞着几页最新的参数计算草稿。 不少老兵后来提到他时都会说：“李副司令身上的味儿混着酒精、机油、风沙，凑在一起就是实验场的味道。”醉酒指挥在别处是大忌，可到了李福泽这里，却成了一个既令部下担心又暗自佩服的怪脾气。 把镜头拉回1912年冬天，烟台海边的李家大宅灯火通明，豪气十足。李家掌柜李子云做啤酒和进出口生意，名下房产“二三百间”夸张却不算离谱。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本可一辈子做闲散公子哥，可小李福泽偏偏喜欢往图书、报馆里钻。十七八岁，从私塾到北京汇文中学，他一路追着《新青年》《东方杂志》啃。 到上海读大学时，他一个月生活费五百大洋，折合今天大约相当于几十万。钱够花，却没挡住他愤怒：校门口一次又一次戒严、搜书、抓同学，让这位富家子暗暗咬牙。他偷偷写传单，也帮被捕同学请律师。“家里有矿”在那一刻成了他资助革命的天然优势。 1937年卢沟桥枪声一响，李福泽干脆把“出国深造”的名目写进电报向父亲再要钱。钱一到手，立刻换成步枪、子弹、军靴。一支叫“鲁东抗日游击队第七支分队”的队伍随即在胶东崛起，李福泽自任指导员。有人说他“左口袋酒壶右口袋手枪”，其实不假：行军路上，他常边走边抿，部下笑称“喝的是胆子”。 父亲终究得知真相，不仅被日本宪兵与国民党特务轮流关了几个月，还赔上大笔赎金。李家生意就此折损大半。尴尬的是，李福泽职业生涯却一路高升：营长、团长、旅长，直到1949年授衔时披上少将肩章。 李福泽有一个让干部头疼的小毛病——制服洗得发白，鞋后跟磨得斜斜，却非要在腰里别个小酒壶。1950年代初，华东某军区搞大阅兵，他穿着旧军装、拎着酒壶往检阅台走，被年轻战士错当成炊事班老班长，差点拦下来。脱帽敬礼时胸口那一排勋表晃得人眼睛都花，尴尬就此化解。 1958年，他奉调到西北荒漠，主持导弹与卫星地面试验。这里远离闹市，道路难行，三天两头断炊。战士把枣树叶磨碎掺进高粱面，仍常常吃不饱。“没有酒咋办？”他皱皱鼻子，从实验室调来医用酒精，加三倍水，再扔进一粒盐，“凑合能下口”。老伙计劝他少喝，他摆手：“不来两口，大脑像锈住。” 外界政治风浪一次次吹到基地门口，他一句“山高皇帝远，我们只盯天上的火箭”挡回去。一份机要文件要求大家写“思想汇报”，他翻了翻说：“不写也不送，先把第二级发动机点火试完。”很多技术骨干因此免受干扰，直到今天仍把那几句话当护身符。 常年烈酒加高原气候，把他的肝脏折腾得够呛。1974年，腹水、黄疸一起来，他只好转到北京三〇一医院。病历上写：“酒精性肝硬化，建议绝对禁酒”。护士刚转身，他就让警卫翻箱找小酒壶，被逮个正着，苦笑不止。更糟的是，“四人帮”把他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理由竟是导弹试验涉及保密，他“故意保守不汇报”。 关了四年，1978年冬天才放出来。审讯记录上的问题大多无稽，连办案人员都尴尬。走出那道铁门，他拍拍腹部说：“肝还在，酒先忍一忍，该干的活儿还多。”两年后，中央军委为他彻底平反，家属领回那枚迟到的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晚年住在总参招待所，老朋友探望，桌上永远两样东西：翻得卷角的《孙子兵法》、一只二两装的小酒瓶。医生提醒，他总是点头答应，转脸又偷偷抿一口。“哎，解放前我靠它壮胆，后来靠它提神，现在嘛，只是让舌头记点旧味道。”1994年夏天，他在轻轻的呼吸声里离世，确切年龄八十二岁。遗体告别那天，导弹部队派代表敬上一杯青稞酒，摆在勋章旁，无人阻拦。 李福泽的故事挺矛盾：敢用家产支援抗日，却改不掉对酒的依恋；指挥尖端武器，又常常蓬头垢面；不按规矩办事，却让一座基地躲过无意义的政治折腾。几十年烽火、风沙、烈酒裹在一起，塑成了一个有缺口、也有棱角的将军形象。或许正因这些不完美，他才显得分外真实，可敬、可叹，也可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