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北大教授张文裕回到家，却发现妻子只留下一封信就离开家，从此音讯全无。17年后，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敲门，张教授愣了：“您找谁？”
1977年春节，北京的胡同里爆竹声此起彼伏，一个瘦弱的老太太站在北大教师宿舍前，敲响了那扇十七年未曾推开的门。她的身影佝偻，头发如霜，破旧的棉袄裹着瘦骨嶙峋的身体，手中攥着一张泛黄的粮票，像握着一段尘封的岁月。
张文裕打开门，愣住了，眼神在老太太脸上扫过，陌生又熟悉：“您找谁？”空气凝固了一瞬，老太太的手微微颤抖，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粮票，上面还有他十七年前的笔迹：“西北风沙大，记得多带润喉片。”
那一刻，张文裕的眼眶红了，他认出了她——王承书，他的妻子，那个为了国家隐姓埋名十七年的女人。 这一幕团聚背后，藏着一个漫长而隐秘的故事。
故事的起点不是北大校园的温馨宿舍，而是1960年秋天的一个深夜。北京燕南园的丁香树下，王承书蹲在卧室地板上，整理着简单的行李。八岁的儿子张哲拽着她的衣角，眼睛红红地问：“妈妈，你要去哪儿？”她想回答，却发现喉咙像被沙子堵住，只能轻轻抚摸孩子的头发。书房里，张文裕推门而出，手里捏着一张皱巴巴的粮票，递给她，低声说：“路上小心。”夫妻俩对视一眼，谁也没提归期。
他们都知道，这次离别是为了国家的一个秘密任务——研制原子弹。 王承书不是普通的主妇，她是燕京大学物理系的传奇，1934年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1936年拿到硕士学位，1941年赴美国密歇根大学深造，1944年博士毕业时提出的“WCU方程”震惊学术界，连爱因斯坦都曾在普林斯顿的走廊里与她擦肩而过。
她本可以在美国过上优渥的生活，但1949年，《华侨日报》上五星红旗的照片点燃了她的归国之心。她用香烟纸条藏公式，伪装成废纸寄回国，辗转多年，终于在1956年踏上故土，投入中科院的工作。 1960年，钱三强敲开张家大门，带来了一个改变她命运的任务：参与中国核武器项目，研究铀同位素分离技术。
这是原子弹研发的核心一环，技术难度如登天，国家却等不起。王承书没有犹豫，次日清晨，她收拾好一本《原子核物理》和几件换洗衣服，登上了西行的列车。临行前，她留下一封信：“工作需要，离开勿念。”信纸上画着三个小人，标注了三个孩子的身高：1.62米、1.57米、1.34米。这是她对家人的唯一告别。 列车载着王承书驶向大西北的荒漠。
兰州铀浓缩厂的工地满目黄沙，简陋的板房被风吹得吱吱作响。没有实验室，她就蹲在地上用树枝画公式；没有计算器，她就靠算盘和手推导数据。寒夜里，板房漏风，她裹着破棉被，守着昏黄的煤油灯，手指冻得握不住笔。辐射的危害如影随形，她的头发渐渐变白，关节长满老茧，同事们偶尔偷哭，她却从不抱怨，只是低头盯着离心机的指针，喃喃道：“再快一点，国家等不了。”
与此同时，北京的张文裕独自撑起一个家。作为北大物理系教授，他白天讲课，晚上辅导三个孩子，夜深人静时，他会打开抽屉，翻看王承书寄来的信。那些信从不提工作，只写些琐碎的叮嘱：给老大补件棉袄，老二数学别落下。
每封信的角落，都画着三个小人，标注着更新的身高。这是王承书报平安的方式，也是她对家的牵挂。张文裕把信锁进抽屉，对孩子们说：“妈妈在画一幅很重要的蓝图，等画完了，她就回来。”孩子们似懂非懂，只知道妈妈不在，家里的饭菜总是少了点味道。
时间在戈壁滩的风沙中流逝。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的荒漠里一声巨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596”成功试爆，蘑菇云冲天而起。消息传到兰州，王承书正在调试一台离心机，工人们围着收音机欢呼，她却只是摘下老花镜，用袖子擦了擦镜片。没人知道，她推导的铀同位素分离理论，是这朵蘑菇云的基石。那天晚上，她在日记里写：“哲儿该上初中了，生日没陪他。” 十七年的隐秘岁月，王承书从一个明眸皓齿的女学者，变成了满头白发的瘦弱老人。
她的身体被辐射侵蚀，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土，脸上却始终带着平静。1977年，任务结束，她终于回到北京。原子能研究所的联欢会上，有人递给她一条红围巾，她摆手拒绝：“白头发配红色，太扎眼了。”全场沉默，那一刻，人们才意识到，这位“原子弹女功臣”付出了多少。
王承书的故事，像戈壁滩上的一粒沙，平凡却沉重。她用十七年的隐姓埋名，换来了中国核武器的突破。1980年，她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却从不居功自傲。1994年，她去世后，墓碑上并列着她与张文裕的名字，旁边一束丁香花，静静诉说着那段无声的奉献。
她的贡献不仅限于原子弹，还推动了中国核工业的后续发展，例如核电站技术和核医学研究。如今，中国的核能发电占全国电力约5%，惠及亿万家庭，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王承书当年的计算尺和香烟纸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