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流落澳门的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得知新中国成立后百感交集。主动和写信请求重回组织怀抱。毛主席知道后表示回来可以，但有一个条件…… 包惠僧1894年出生在湖北黄冈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小时候家里穷，但脑子好使，六岁上私塾，九岁换学堂，1909年考进黄州高等小学堂。辛亥革命那年，他受孙中山思想影响，跑去武昌，靠人资助进了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7年毕业后，他先当了半年小学老师，跟校长吵翻后辞职，改行做记者，写文章揭社会黑幕，笔锋犀利，人称“包大炮”。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在北京大学旁听课程，跟着学生上街游行，喊着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回武汉后，他继续当记者，1920年采访陈独秀，被马克思主义点燃了热情。同年秋天，他跟董必武、陈潭秋在武汉搞了个共产主义小组，自己当书记。1921年7月，他代表陈独秀去上海参加中共一大，跟其他12个代表一起见证了党的诞生。不过他的身份有点争议，有人说他代表广州，有人觉得他是陈独秀的私人代表。 1927年国共分裂，南昌起义没赶上，白色恐怖来了，他迷茫了，最终退出中共，投靠国民党。在国民党那边，他干过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内政部参事，还跟蒋介石混得挺熟。可后来国共斗争越来越烈，他的日子也不好过，慢慢被边缘化。1948年底，眼看国民党要完，他带着家人跑到澳门，日子过得紧巴巴。 1949年10月1日，包惠僧在澳门那间破旧小屋里，打开老式收音机，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那一刻，他愣住了。几十年的革命生涯、背叛、漂泊全涌上心头。他想明白了，与其在澳门耗着，不如回大陆试试。于是，他写信给周恩来，语气诚恳，说自己佩服他们奋斗了二十多年建成新中国，希望能回去。信发出后，他天天等着回音。 没几天，周恩来回电欢迎他，毛泽东也批了话：“回来可以，但他不是普通党员，得对党交代清楚。”这条件听着简单，可背后意思不轻——他得说清楚当年为啥叛党，态度得端正。包惠僧没犹豫，收拾东西，带着老婆孩子，从澳门坐船到香港，再转去北京。1949年11月，他终于踏上了北上的路。 到了北京，董必武和周恩来先后见了他，聊了老半天。他被安排进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马列主义和党的政策，1950年12月毕业后在内政部当研究员和参事，给政策提建议。1953年8月，毛泽东点名让他去上海找中共一大旧址，他跑遍法租界，确认了地方，给党史研究帮了大忙。后来他用“栖梧老人”的笔名，写了不少回忆录，记下建党早期的点点滴滴，资料扎实，挺值钱。 1957年，他调到国务院当参事，继续提意见。可到了1966年文革，他没躲过去，被批斗，陈独秀写给他的百来封信全烧了，人也垮了。1979年7月2日，他在北病逝，85岁。他留下的《包惠僧回忆录》1983年出版，成了研究中共早期的宝贝材料。 包惠僧这辈子，像坐过山车。从建党元老到叛党投敌，再到晚年回归，啥滋味他都尝遍了。有人说他墙头草，有人觉得他最后知错能改。时代乱，他也乱，可新中国成立那声广播，到底把他拉回来了。毛主席那句“得交代清楚”，既是考验，也是机会。他抓住了，晚年也算有了交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