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山西军区司令肖新槐回乡探亲，不少同乡老红军找来了，提出：“贤怀，我们与红军大部队失散后，流落回了乡，你能不能给我们写份证明材料？”肖司令听后，含泪回答：“这个证明我不好写。”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53年，山西军区司令员肖新槐回到老家探亲，他穿着军装，脚步一落地，乡亲们就纷纷围了上来。 有人端着热水，有人拿来刚煮好的玉米，老家的泥土地还泛着雨后的湿气，院子里老槐树的叶子在风中微微晃动，比起那些热情的招呼声，几个穿着旧衣服的老人站在一旁，神情拘谨，却显得格外坚决。 他们是当年一起参加红军的同乡，战火中失散，有些人回到家乡后再没有机会归队，这些年，他们干过农活，也进过煤窑，身体都不好，有的腿瘸了，有的手指没了，还有人长年咳嗽。 衣服洗得发白，鞋底早磨破，神情里透着一股子硬气，他们没来寒暄，只是递上一份证明申请，想请肖新槐写几句话，证明他们当年确实是红军。 肖新槐认得他们，他记得1930年在井冈山扩红时，这些人一个个扛着锄头报名入伍，他们打过仗，吃过苦，有一个曾在湘江边抱着机枪打退敌人，肩膀被炸开个口子。 还有一个，在草地上背着发高烧的伤员走了七八里，最后自己陷进了泥潭，等被人拉出来，腿已经冻伤，这些事，肖新槐都没忘。 他在延安学过兵法，也做过政治教导员，脑子清楚得很，他知道他们不是在编故事，也知道他们不是为了几斤粮食才来找他。 可他不能写，建国后，民政部门对红军身份的认定有着严格的程序，必须有原始的编制记录，或者有两名以上同期战友作证，这些规定不是为了为难谁，而是为了防止冒名顶替。 全国各地都有人伪造身份，抢占抚恤名额，一旦有人钻了空子，真正的红军待遇也会受到影响，前一年就有邻县出过事，几个村干部联名作伪证明，被查出来以后，整个县的优抚都被暂停了。 肖新槐没跟老乡争，也没推脱，他回到住处，连夜让警卫员查找民政系统的红军人员档案，他自己一页页翻，眼睛红了，手指头都翻起了皮，那晚他没睡，油灯烧得焦黄，房间里只有他翻纸的声音。 他找到了一些旧名册，上面有几个同乡的名字，字迹模糊，旁边还有一个歪歪扭扭的指印，他把这些记下，又让人去邻县打听有没有当年掉队后归队的老红军。 他没给任何人写证明，但把所有能查到的材料整理好，装在牛皮纸信封里，亲手交到县民政科，落款不是“军区司令”，而是“原红军战士肖新槐”。 他告诉民政干部，每一份申请都要按程序办，不准遗漏一个，也不能越过规矩，他又让部队派出政工干部组成调查小组，到各村走访，去找见证人，也查地主家当年的欠条和村民口口相传的记录。 几个月后，有几位老乡被认定为“红军失散人员”，领到了补发的证件和抚恤金，他们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点燃几支烟，烟灰落在泥地上，一言不发。 有一位老人把政府发的新棉衣收好，说冬天留着穿，一位老汉用抚恤金买了几斤米，磨成面做了蒸饼，分给村里的孩子吃，还有人请来木匠，给自家院角的坟头立了个碑，说是纪念当年牺牲在川北的弟弟。 也有几位没能被认定，因为没有记录，也找不到证明人，他们没有怨言，只是叹气，说赶上了好时候，就是可惜那段经历没人记得了。 肖新槐每次回家，都会去看看他们，带点药，也送些老棉被，他说不出安慰的话，只是坐在一旁听他们讲以前的事，听到哪儿就点点头。 他没写那封证明，但为每一位同乡尽了最大努力，他知道身份的确认不是一纸文书那么简单，那是一种承认，是对他们流过的血、掉过的队、没写进史书的牺牲的回响。 他守住了制度，也没忘人情，他没让那份证明变成一纸空文，而是让它从正道里走出来，清清白白，堂堂正正。 多年以后，村口的槐树依旧，每年开花的时候，总有人站在树下望远方，说当年一走就是一辈子，能回来的人不多了，能认下那段路的，更少。 那些活着回来的老兵，和留在雪山草地上的兄弟，一样，都是这片土地的根，肖新槐始终记得，他们当年是一起出发的红军。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红军长征中的失散人员问题研究》 人民网《开国少将肖新槐：从放牛娃到军区司令》 新华社《江西永新：长征出发地的红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