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授衔的时候，陈赓其实心里挺没底的，他战功显赫，却卡在了一个硬杠杠上：红军时期是否担任过“师长”职务，而陈赓当时担任第12师师长的这件事，档案上这事儿写得含糊，所以他可能确实拿不到大将军衔，没想到，一个和李聚奎的闲聊，竟然阴差阳错成了改变命运的关键。

1955年9月27日，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仪式正在北京怀仁堂举行，当毛泽东主席为陈赓授予大将军衔时，半开玩笑地对他说：“怎么样，跟我干比跟着蒋介石有出息吧？”   谁知，陈赓摸着崭新的大将肩章，笑着回了一句：“我的大将可不是您给的，是李聚奎给的！”   话音刚落，满堂将帅先是一愣，随即爆发出哄堂大笑。   但一个由国家最高领导人授予的军衔，怎么会是另一位将军“给”的？这句玩笑背后，其实藏着一段差点让陈赓与大将军衔失之交臂的“插曲”。   按照当年的评衔标准，授予大将有一条硬性规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必须担任过师长或以上职务。   而陈赓作为黄埔一期毕业生，从南昌起义一路打到解放战争，战功赫赫，资历也足够，但问题偏偏就出在了红军时期的任职经历上。   原来，陈赓在1931年红四方面军成立之初，确实当过第12师师长，可没过多久就因伤离队，去了上海治疗。   由于年代久远和战争时期的混乱，档案记录并不完整，评衔小组审阅材料时，觉得他这段“师长”经历的证明不够“硬扎”，有些含糊。   而陈赓自己也清楚这事，但他向来不是个爱争名逐利的人，心里就算有嘀咕，也从未向组织提过半句。   授衔前夕，陈赓碰到了湖南老乡、老战友李聚奎，聊起评衔，李聚奎很认真地对他说，以你的资历，评大将绰绰有余。   陈赓却摆摆手，半真半假地开起了玩笑：“不行不行，我当大将不够格，红军时期没当过师长嘛，老李，回头要是总干部部的徐立清找你了解情况，你就说我当过师长呗，是接了你的班。”   李聚奎是出了名的老实人，他虽然知道陈赓爱开玩笑，可一听这事关乎大将军衔，竟然当了真。   不久后，总干部管理部副部长徐立清果然找到了李聚奎，核实陈赓在红军时期的履历，当被问及时，李聚奎想都没想，一口咬定：“陈赓当过师长，是接了我的班。”   徐立清听得一头雾水，他知道陈赓是在红四方面军当的师长，而李聚奎当时在红一方面军，两人部队都对不上，怎么个“接班”？   不过他脑子转得快，立刻就明白了，这肯定是陈赓那个“调皮鬼”又在捉弄老实的李聚奎，但徐立清没有当面点破，既是佩服李聚奎的真诚，也深知陈赓的为人。   就这样，李聚奎这句看似“驴唇不对马嘴”的证明，却在关键时刻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推动作用，让评衔小组不再纠结于档案的瑕疵，这便是授衔仪式上，陈赓那句玩笑话的由来。   但说到底，毛主席之所以会拿蒋介石来调侃陈赓，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   因为在当年东征时，蒋介石兵败被困，一度绝望到要拔枪自尽，正是陈赓夺下他的枪，背着他杀出重围，救了他一命。   这份恩情，让两人即便后来分道扬镳，蒋介石也对陈赓留有几分旧情，所以毛主席的这句玩笑，既是对陈赓选择正确道路的肯定，也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可以说，陈赓的幽默，在那个年代堪称一股清流，他敢在毛主席作报告时，径直走上台喝掉主席杯子里的水；也敢和陈锡联联手，“偷”走朱德总司令家的苹果。   这些在旁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举动，发生在他身上，却只让人觉得亲切。   而且他的幽默甚至能“救命”，1928年，他奉周恩来之命营救身份暴露的张云逸，便伪装成警察，以“抓毒贩”为名，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把张云逸“押”了出来，等到了安全地方，张云逸才明白自己是“上当”了。   除此之外，他的资历也绝非浪得虚名，陈赓曾自豪地说：“我现在是大将，当年我手下还带过一个大将和两个上将呢！”他指的正是1931年担任红12师师长时，他麾下的三位团长——后来的大将徐海东，以及上将许世友和陈锡联。   而故事的另一位主角李聚奎，为人也确实如陈赓所说的那般实在，1955年授衔时，他已调往石油工业部，错过了评衔。   直到1958年补授军衔时，中央决定授予他上将军衔，他却主动向组织表示：“能评上将已经很高了。”这种高风亮节，与陈赓的幽默豁达，共同构成了那一代将帅的独特群像。   授衔回家后，儿子好奇地问他是什么军衔，陈赓随口答道：“芝麻酱”结果孩子信以为真，跟人说：“我爸爸是芝麻酱！”闹出了不少笑话。   可惜的是，这位战功卓著又风趣开朗的大将，因常年积劳成疾，于1961年病逝，年仅58岁。   他的人生虽然短暂，但他那种在艰难困苦中依然能一笑置之的乐观，和在名利面前淡然处之的风骨，却永远留了下来。

【信源】贾晓明，《1955年授衔记》，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