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应该让人民币升值——以及为何它不能轻易做到这一点作者：迈克尔·佩蒂斯
为什么中国应该让人民币升值——以及为何它不能轻易做到这一点作者：迈克尔·佩蒂斯2025年7月15日简略审视一下中国在人民币重新估值这一棘手问题上所面临的持久“第22条军规”困境，尽管强势货币有其优势。----迈克尔·佩蒂斯最近很活跃，作为西方经济学家里的“中国通”。他核心观点就是中国生产多、消费少、很难搞，因为细节问题，反复论证。这个是说人民币“应该升值”，但短期风险大，很难搞。----个人认为，佩蒂斯是纯经济观点。如果他发现，中国通过集中发展制造业，生产与军事优势大到没人敢信的程度，会明白一些事。依靠这个实力去完成一些目标，再来搞消费就容易了。例如，和美国关税摊牌1个月，很容易就赢了。例如，别的货币崩了，人民币自然就升值了。现在不动，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中国思维上认为有比消费更重要的东西。正文：在写给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最新文章中，现任中国银行（英国）董事的英国经济学家杰拉德·莱昂斯提出，中国的货币人民币被低估，而通过推动其升值，将有助于提升其国际地位。虽然许多分析师提出了类似的论点，但目前还远不清楚人民币的升值是否确实能增强其国际角色。尽管在2009年7月之后的十年里，人民币一直在稳步升值，但在此期间其国际角色几乎没有提升。事实上，相对于中国在全球GDP和全球贸易中所占份额的大幅提升，人民币的国际角色反而出现了下降。尽管如此，中国仍有非常充分的经济理由让人民币升值，同时也存在一些难以进行大幅升值的原因。在任何经济体中，货币升值通过降低进口商品价格来有效补贴消费，同时通过使可贸易商品的生产在全球市场上失去竞争力来对生产征税。鉴于中国长期存在的过度生产和消费不足问题，人民币升值将有助于矫正中国经济中的一些深层结构性扭曲，使国内总收入的分配从企业向家庭转移。消费不足与中国的GDP中国的过剩生产和消费不足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收入的方向发生了逆转——家庭实际上通过一系列隐性或显性转移，为经济的其他部分提供了补贴，这些转移包括压低工资增长、低利率、对物流基础设施的过度投资以及被低估的货币。这些机制的工作原理都是相同的：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将收入从家庭部门转移出去，以补贴投资和制造业。由于这些机制迫使家庭在GDP中所占份额降至几乎所有国家中都属最低的水平，它们也迫使家庭在其所生产的一切商品和服务中所占消费份额不断下降。正是这种极低的家庭在GDP中所占份额，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中国的消费在GDP中所占比例异常低的现象。近年来，政府日益认识到这一问题的本质。虽然它承诺将尽一切努力提高国内GDP中的消费份额，但在这一点上却格外不成功，原因与导致其难以让货币升值的许多因素相同。通过允许人民币升值，政府可以将收入再分配回家庭，并将经济重新导向其所宣称希望的方向。为什么人民币升值会成为问题？更强势的货币正是中国的增长模式难以容忍的。中国的宏观经济体系仍高度依赖投资和制造业来推动增长。在房地产行业步履维艰、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不再能够消化经济过剩产能的情况下，中国已转向制造出口以维持GDP增长。其结果之一是，制造业在中国经济中占据了格外突出的份额。正因如此，人民币升值成了一个问题——它将削弱中国制造商的竞争力，而此时中国愈发依赖这些制造商来维持就业和经济活动。分析师们常常忽略的关键点是，中国的全球制造业竞争力与极其疲软的国内消费并非中国经济中的两个独立特征。两者互为因果——中国的制造业竞争力正是源于那些导致其家庭在GDP中所占份额极低的经济转移，因此，提升家庭在GDP中所占份额无异于削弱制造业竞争力。虽然这能提升国内消费在吸收中国产出方面的作用，但风险在于，起初货币升值对出口需求的抑制作用可能会快于其对国内需求的促进作用，这主要是因为从依赖出口需求转向依赖国内需求，需要工厂进行设备改造并调整其生产方向，而这一过程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成。短期内的结果可能是就业岗位流失、工业利润下降以及再度出现金融压力——尤其是在负债高的制造业省份。利益和财政限制：没有速效解决方案此外还有利益和财务上的额外限制。如果中国试图推高人民币汇率，可能会遭到强大的出口导向型利益集团的抵制，这些集团依赖汇率竞争力来维持生存。此外，如果中国人民银行出售外汇储备以支撑汇率，这将导致流动性收紧，并可能引发利率上升，这种货币紧缩政策可能会产生危险的连锁反应。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升值不是必要的。与大多数其他形式的再平衡一样，它在短期内管理起来非常困难。从长远来看，中国必须将其增长模式转向一个让国内消费发挥更大作用的模式，但提高消费在GDP中所占份额的唯一可持续方式是提高家庭部门的相对GDP份额。这进而需要将资源从商业部门或政府部门转移出来。一个内在的问题是，前者在短期内会降低经济增长，而后者几乎必然需要运行机制的变革。结论最终，中国的汇率困境反映出一个更广泛的真理：不可持续的模型可能存续的时间远超出任何人的预期，这主要是因为调整的代价是即时的，而收益通常只在较长时期内才能体现出来。然而，如果不进行调整，整个体系就会变得更加脆弱，从而进一步增加未能调整的长期成本，同时也会进一步增加调整的短期成本。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正确的长期政策是明确的。目前尚不清楚的是，从利益角度讲，这种政策在短期内如何执行、是否可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