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出手后，我们为何还在为彩礼争执不休？

近日，郑州一位女性在采访中提出，彩礼应是女性年收入的2-3倍，作为生育和职场受限的“保障”。一时间，评论区成了观点的战场：有人支持“生育成本该被量化”，也有人反驳“婚姻不该明码标价”。这场争论背后，我看到了焦虑和信任危机。

不可否认，结婚、生育给女性带来了潜在的就业障碍、身体损耗、职业中断的风险。在生育后的几年甚至十几年内，她们还要面临家庭与职场的双重压力。“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依然会成为一个无解的难题。从这个角度看，适度的彩礼像是提前预支的“风险基金”——它未必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女性的焦虑，并提供一些安全感。

但另一方的想法也存在一定合理性，当彩礼被无限抬高，甚至异化为“面子工程”或“家庭扶贫”，它的存在无异于“吞金兽”。动辄数十万的彩礼，可能掏空一方家庭的所有积蓄，让婚姻在开始前就背负债务。如果婚后的生活不顺利，走到了离婚这一步，则意味着几十万的彩礼打了水漂。

那么，法律是如何看待彩礼的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个案例，2023年河南一对夫妻结婚三个月后离婚，法院最终判决女方返还60%彩礼。这一判决既考虑了婚姻存续时间，也权衡了双方实际支出。这一案例传递出清晰的信号：法律不否定彩礼的民俗属性，但坚决反对借婚姻索取财物。它像一道安全阀，既防止善意馈赠落入“人财两空”的陷阱，也避免情感被金钱过度裹挟。

或许我们也可以尝试跳脱出“给或不给”的二元对立。而是正视这种焦虑和信任危机。女方不必羞于讨论生育带来的现实影响，男方也无需回避对经济压力的担忧。在婚姻关系中，男方可以主动承担起家庭的担子，替女方分担工作之余还要做家务、带娃的重担。女方也可以多一份理解，给对方一定的缓冲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