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知县为何明代的敢对抗巡抚，而清代的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声？

在《大明王朝》里，浙江巡抚郑必昌把新任淳安知县海瑞召来，要求他推行改稻为桑这一国策。没想到海瑞直接反击，在剧中，海瑞多次引用《大明律例》，把郑必昌和何茂才反驳得哑口无言。

在《雍正王朝》里，身为知县的田文镜，为人正直，不肯跟上司沆瀣一气。扬州知府车铭便将他革职待参。要不是四爷亲自到扬州筹集款项赈济灾荒，田文镜估计就难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了。

御史满心好奇，暗自琢磨：都是知县之职，差别咋这么大呢？海瑞竟敢冲撞巡抚，可人家啥事没有；田文镜既有政绩又有好官声，反倒被扬州知府给革职，还等着被参劾，这是为啥呢？

简单来说，为啥明代的知县敢和巡抚对着干，清代的知县却连知府都不敢得罪呢？其实弄明白这个事儿并不复杂，只需深入剖析一下明清两朝的体制，答案自然就浮出水面了。

【多头领导和单一领导的异同】

在明代的制度框架下，知县的顶头上司数量众多，足足有好几十人。就像官方所讲的，知县要对上承接监司部使的指令，而一省的监司部使就有数十位。这几十人都好似想让知县为他们供驱使。

数十人具体指哪些人呢？很明显，这里面涵盖了各省的巡抚、布政使、参政、参议，还有按察使、副使、佥事，另外道、府等官员也在其中。

拿淳安知县海瑞来说，总督、巡抚、三司和道府这些可都是他的顶头上司，个个都能插手淳安县的具体政务。如此组织架构弊端明显，搞得知县常常像无头苍蝇，都不知道该听谁的指令才好。

不过这也有好处，若知县出状况，单个上司很难直接左右其仕途。一般而言，有的上司觉得知县工作不行想弹劾他，可也有上司觉得他干得好尽力保他。因而，想将一个知县罢免或革职，实际难度较大。

隆庆元年就是个例子，祥符知县谢万寿被巡按御史弹劾。不过，该省巡抚和布政使觉得谢万寿考核评语都不错，认为应暂且留任，让他日后做出成效，便建议吏部留他继续任职，最终谢万寿得以继续留任。

在清代，虽说从名义上讲，知县要受布政司、按察司、道、府或者直隶州长官管束。不过朝廷制度规定得很清楚，知县直接对督抚负责，算是督抚的下属官员。

如同当下情况，清代时知县属于省管官员。虽说会受上级道府制约，但道府却没有权力将知县从编制中剔除。因此，知县只要能获得督抚的庇护，办事便畅行无阻，也无需担忧道府两司故意刁难。

【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

古往今来都是如此，谁掌握着直接的人事任免大权，谁就拥有话语权。在对知县进行任免这件事上，明清两个朝代所施行的体制存在着天壤之别。

在明代，知县由朝廷直接任命。具体流程为，吏部先从候选名单里挑出合适的人，接着要获得内阁和皇帝的认可，就能正式任命。对于知县这种低级别官员而言，吏部在任命一事上起关键作用。

吏部对知县任命清晰，官凭上会写明某员被委任为某省某县知县，知县拿到官凭便可即刻赴任。虽说按官场规矩，新任知县需到巡抚衙门报到，巡抚也只是例行召见，不会妨碍知县上任履职。

就拿海瑞来说，他可是经由吏部正式任命去当淳安知县的。浙江巡抚郑必昌没资格找任何借口阻拦海瑞上任。简单讲，海瑞的人事关系归吏部管，和浙江巡抚衙门没啥关联。

到了清代，情形有别。吏部在任命知县时较为“怀柔”，并非明确指出某官员具体去任某县知县，而是将其派往某省担任知县。至于具体任职哪一县，得等官员到地方后，由各省督抚依据当地职位空缺状况来确定。

这种任命方式不明确，让督抚有了很大操作余地。他们既能够迅速确定具体岗位进行安排，也会找各种借口，不给予实际的职位任命，使得人事安排存在较大灵活性。

清代的知县都热衷于搭建自己的政治人脉网络，不过重点还是讨好督抚。一旦能获得督抚的赏识，那这知县可就成了官场里的“香饽饽”，备受瞩目。

就说康熙初年，于成龙在广西柳州罗城当知县，巡抚金光祖挺看重他，打算提拔重用。可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觉得于成龙出身不高，认为还得再观察一段时间才行。

金光祖一心想提拔于成龙，就给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发文称：“要是不举荐罗城令，我就专门上疏推荐。”在他的施压之下，于成龙被推举为卓异，自此开启了仕途顺遂的青云之旅。

像于成龙那般运气好的知县实在是少数。多数时候，吏部分配到各省的知县，想要获得实缺毫无期限。他们为了仕途四处钻营，对督抚也心怀畏惧。如此一来，依照督抚的意志行事，就成了清代知县施政的关键。

常言清代清官难觅，像海瑞这般为民请命的好官更是少见，这话确实没错。然而，我们不能片面觉得清代读书人和士子都没骨气，这根本原因是当时与海瑞所处时代的体制大不相同。

倘若清代能和明代一样，基层的州县官员有朝廷和吏部做后盾，那么很可能会涌现出第二个、第三个乃至更多类似海瑞那样的官员，在官场坚守原则、为民请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