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亲自下令处死24岁女特务，44年后，叶剑英证明她是我党英雄

1939年秋天，在延安工作的两位年轻党员，经过组织同意结为夫妻。他们的革命战友和上级领导都为他们送上了诚挚的祝福。

才两个月，黎琳就接到命令要去重庆执行统战任务。虽然心里舍不得，她还是二话不说接受了安排。丈夫李清也很支持妻子的工作，两人在延河边上依依惜别。

半年后，延安开始传出“黎琳投靠军统，背叛革命”的传闻，甚至有人找到李清，劝他放下黎琳，别再等她回来。

李清明白自己老婆的倔脾气，也清楚她对党一片赤诚，他压根不信那些空穴来风的谣言，始终相信黎琳绝不会做出对不起革命的事。

转眼间四十年就过去了，李清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寻找，可黎琳依然杳无音信，没有任何消息。

1983年，有关部门终于联系上了李清，还带来了一份重要文件。这份文件清楚地表明，黎琳并没有投靠军统，她始终忠于革命事业。原来她改名为张露萍，后来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李清紧紧攥着文件，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我早就相信，你绝对不会背弃组织，更不会违背我们当初的承诺……”

这份档案一曝光，戴笠特工生涯的失败经历、叶剑英与周公馆的故事、息烽集中营的内幕……那些尘封已久的往事渐渐揭开了神秘面纱。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1939年11月某日，在重庆的一个码头边，一艘渡轮靠岸，一个女学生走下船来。她穿着咖啡色的长裙，脚上是一双半高跟的鞋子。

黎琳不久前刚结婚，到了重庆后，她改名叫张露萍。

码头边站着个瘦高个儿，正四处打量。张露萍一瞧见，立马跑了过去，甜甜地叫了声：“哥！”

那男的听见叫唤，略显尴尬地应了声，伸手接过张露萍递来的行李箱，随后两人一前一后，随着人群渐渐走远。

张蔚林是军统重庆总台的报务员。七七事变后，他看到老百姓在受苦，军统却不管不顾，只顾着对付共产党，这让他感到既失望又愤怒，不想再为军统效力。于是，他来到中共南方局在重庆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希望能加入共产党。

为了表明自己的真心，张蔚林特意把冯传庆也带来了，他是军统重庆总台的报务主任，也有意愿加入共产党。

冯传庆是重庆总台的二把手，地位仅在台长之下。假如他真的成了共产党员，咱们就能获取军统最机密的情报，这对我们开展革命工作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时中共南方局的军事负责人叶剑英没有立即同意，他先安排人核实了这两人的来历和背景，确定他们是真心投诚后，才表示了接纳。

在叶剑英和曾希圣的引荐下，冯传庆与张蔚林悄然加入了共产党组织。他们仍旧在军统电讯总台任职，暗中搜集重要信息，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

由于他们在总部担任的职位不适合经常与南方局直接联系，为了确保他们的安全，必须物色一位可靠的情报传递者。这个人不仅需要胆大心细，还必须对党忠心耿耿。

在那种特殊环境下，黎琳被组织安排了一个新身份——张蔚林的妹妹张露萍，她借着看望亲人的机会，开始执行秘密的情报收集任务。

黎琳其实不叫这个名字，她原本叫余家英，上学时用名余硕卿，老家在四川崇庆县。她爸爸是私塾先生，受父亲熏陶，张露萍打小就特别爱看书。

上初中那会儿，张露萍受到进步思想的感染，开始参与抗日宣传。随着战争全面爆发，她对抗日的信念越发坚定。不顾家人阻拦，她毅然放弃家里安排的婚事，和两位同学结伴前往革命圣地延安。

1938年春天，张露萍提着沉甸甸的行李从卡车上下来，正赶上抗日军政大学的学生们下课，大家热情地围上来迎接这批新来的同学。

一个长相斯文、带着害羞微笑的男生走到张露萍面前，主动帮她拿起了行李。他叫李清，这是他们初次相遇。

在一片黑蓝色调的人群中，张露萍总是披着鲜艳的红毛衣，圆润的脸颊泛着红晕，笑容灿烂。她站在队伍前方，自信满满地带领大家高唱抗日战歌《拿起刀枪干一场》。

张露萍的光芒太过夺目，引得众人纷纷注目，身边追求者络绎不绝，李清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

张露萍对这位长相俊朗的学长颇有好感，随着时间推移，两人关系越来越亲密，最终在组织的同意下结为夫妻。

两个月后，张露萍接到新任务，要动身去重庆。丈夫李清陪她走到兵站，两人在延河边，迎着风沙告别。那时他们心中都充满了革命热情，相信只要坚持奋斗，胜利的日子终会到来，他们也一定能重逢。

谁都没料到，这一别竟成了永远。

刚到重庆那会儿，张露萍给李清写了封信，告诉他一切安好，还表达了对他的想念。之后虽然没再写信，却寄了一小包水果糖过去。李清特别珍惜这包糖，一直揣在衣服口袋里，仿佛张露萍就在身边似的。

半年过去，李清终于得到了妻子的消息，然而这消息却如晴天霹雳，让他震惊不已：“黎琳已经背叛了我们！”

【插进军统心脏的一柄钢刀】

张露萍一进周公馆，周恩来和叶剑英就眼睛一亮，这姑娘充满活力，正是他们要找的合适人选！

张露萍在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担任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她带领着几名潜伏在军统局电讯部门的中共党员，组建了一个秘密支部，专门负责把获取的重要情报传递给周公馆。

张露萍需要假扮成张蔚林的妹妹，混进军统内部。她得改变自己的外表，跟军统特务们打交道，但不能再跟重庆地下党的其他人联系。只有曾希圣和雷英夫能和她保持联系。

换句话说，除了他们俩，所有地下党的同志都会认为张露萍是个彻头彻尾的叛徒。

张露萍毫无惧色，假扮张蔚林的亲人频繁参加社交活动，并依靠自身才干，在电讯总台成功吸纳了安文元、陈国柱等5名地下工作者。作为这支队伍的负责人，她带领这支精锐力量，如同一把利刃，直插敌方要害。

张露萍得到关键信息后，会用一种特制的墨水写在纸上，等墨水干了什么痕迹都没有。接着，她拿出两张钞票，把这张纸夹在中间。

第二天清晨，张露萍在街上用钱跟报童换了份早报。报童接过钱后，紧紧握在手里，等到四下无人时才假装整理裤脚，把钱偷偷藏好。随后，他绕了好几个弯，终于到达了约定地点，将钱交给了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接头人。

在情况紧急时，张露萍常常亲自赶赴预定地点传递情报，每次行动都面临暴露的风险，但她始终勇敢面对，从未犹豫过。

张露萍带领团队拼尽全力，为党中央获取了大量关键信息。这些情报让国民党处处受制，行动困难重重，彻底打碎了他们妄想消灭共产党的美梦。

戴笠把军统视为自己的王牌，坚信在他的指挥下一定能剿灭共产党。但最近接二连三的机密外泄让蒋介石大为光火，戴笠也整天板着脸，苦苦思索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纰漏。

戴笠绞尽脑汁也猜不到，在他最得意的军统机构里，早就有了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国民党的每个行动，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1939年12月中旬，张蔚林得知一条关键消息：戴笠给胡宗南发了封秘密电报，说军统要派三个人带着小型电台偷偷进入陕甘宁边区，让胡宗南帮忙打掩护。

这个间谍小组要是成功混进来，就会严重危害我们党的情报安全。张露萍赶紧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南方局，没过多久延安方面也得知了这个重要情报。

这个潜伏小组一露头，就被我们的埋伏人员全部抓获。戴笠听到消息后气得暴跳如雷，把桌上所有东西都摔在地上，椅子也被他踢得东倒西歪。他怒气冲冲地走出老远，还能听见他破口大骂的声音。

平静下来后，他感觉后背不断渗出冰凉的汗珠。

戴笠之前一直在查是谁泄了密，可他压根没往电台那边想。要是叛徒真就在他身边晃悠，那对他来说简直是天大的耻辱，绝对忍不了！

军统内部展开了全面清查行动！

【折戟沉沙】

发现军统内部开始调查后，张露萍他们马上停止了所有秘密活动，确保自身安全，打算等事情平息后再找机会行动。

张露萍趁着这次机会回老家看望亲人，和家里人一起过了个团圆年。但才在家待了没几天，她就收到了张蔚林发来的急电："哥哥病得很重，赶紧回来。"

是不是张蔚林遇到麻烦了？张露萍没有轻举妄动，她先给南方局发了封电报，可等了好久都没收到回信。实在等不及了，张露萍赶紧往重庆赶，没想到一下车就被特务给逮住了。

他们行踪败露的导火索，竟是张蔚林不经意间犯下的一个小错。

1940年初，张蔚林在操作发报机时，不小心弄坏了一根真空管。军统监察科科长得知后，立即向上级汇报，认为张蔚林做事不认真，可能是故意搞破坏。于是，张蔚林被关了禁闭。

张蔚林被关在禁闭室里，心里七上八下，总觉得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被发现了。为了保命，他趁着夜色偷偷溜走，一路跑到周公馆，赶紧向上级汇报了这个紧急情况。

经过组织认真研究，认为真空管烧坏只是一起普通的操作失误，属于工作中的疏忽。张蔚林的身份目前应该是安全的，建议他立即返回单位向领导汇报情况，顶多会受点小处罚，整体影响不大。

但张蔚林还没能成功返回，就被戴笠察觉了他的逃离行踪。戴笠顿时提高了警惕，迅速派人追捕张蔚林，并搜查了他的宿舍。在搜查过程中，他们发现了一本笔记本，里面详细记载了军统在全国各地的电台部署和密码信息。此外，张露萍的笔记本以及她所在小组成员的名单也被一并搜出。

戴笠盯着名单，气得手都在发抖。他费尽心思布局，结果叛徒竟然就在眼皮底下，这简直是他特工生涯的最大败笔！

戴笠曾私下向心腹吐露：“这件事让我颜面尽失，成了我打击共产党行动中最惨痛的败笔。”

气急败坏的戴笠立刻下令把名单上的人全都抓了起来。刚回来的张蔚林也没能逃过一劫，被严刑逼供。安文元在酷刑下挺不住了，把知道的事情全说了出来，还把张露萍也牵扯了进去。

军统特工冒用张蔚林的身份给张露萍发了电报，把她骗回了重庆。她一下火车，安文元就认出了她。

张露萍被抓后，戴笠亲自出面审问他们。

戴笠原以为对付一个20来岁的女孩是件轻而易举的事，觉得只要稍微吓唬一下，她就会把知道的全交代出来。

出乎他意料的是，无论怎么审问，张露萍始终咬定自己是张蔚林的妹妹，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即便遭受酷刑也从未改口。

戴笠看强硬手段没效果，就改变了策略。他假装释放张露萍，实际上安排特务暗中跟踪，企图通过她找到我们党的秘密联络地点。

张露萍失魂落魄地走在拥挤的街道上，接连几天的煎熬让她看起来十分憔悴。她茫然无措，不知道该去哪儿，只是凭着本能朝周公馆的方向移动，那里有她的同伴，是她唯一能依靠的人。

张露萍朝周公馆走去的消息不胫而走，特务紧随其后的情况也传到了那里。叶剑英等人神情凝重，心里直打鼓：张露萍到底有没有投敌？她此行的真正意图是什么？

叶剑英立刻发出指令，要求周公馆的全体人员提高警惕，人人持枪在手，分别把守在门后和窗户旁边，只要张露萍带着特务踏入周公馆，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

十步、五步……张露萍慢慢走向周公馆，馆里每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随时准备和特务拼个你死我活！

张露萍来到周公馆门口时，脚步没有丝毫迟疑，她目视前方，身体微微晃动，径直从门前走了过去。

张露萍用这种方式向战友们传递信息：她一切安好，请大伙儿放心。她坚定地表示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也绝不会背叛革命事业！

张露萍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特务看她这样也没啥用，又一次把她抓了回去，之后再也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

在延安，一位抗大的学生从重庆回来，带回来一个消息。她亲眼看见张露萍穿着华丽，和一个军统特务走得很近。很快，延安就传开了“黎琳可能背叛革命”的说法。

张露萍的真实身份只有极少数人了解，由于她再次被捕后音讯全无，关于她的传闻逐渐被人们当成了事实。

然而，她的丈夫李清却一直不肯接受这个事实。李清深信，自己的妻子绝对不会做出背叛组织的事情，他认为这里面肯定存在某种误解。

李清苦苦追寻，整整等了40多年，才终于弄明白张露萍失踪背后的真相。

【身在黑暗，心向光明】

面对张露萍的顽强不屈，戴笠束手无策，最终判处她和其他六人死刑，但并未立即执行。随后，这一判决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七人被关押在白公馆。到了1941年3月，他们又被转移至贵州息烽集中营。

张露萍被关押在专门关押女犯人的义斋牢房，这里还关着“小萝卜头”宋振中和“监狱之花”孙达孟。

张露萍看到年幼的宋振中和孙达孟，心里特别难过。她总是把自己那份食物省下来给两个孩子吃，还拿行李里的首饰和钱跟看守换了一只鸡，炖汤给他们补身子。后来她特意留了只母鸡，天天下蛋给孩子们补充营养。

张露萍给两个从未出过家门的孩子讲《西游记》里孙悟空的故事，还描绘祖国大好河山，让这些美好景象像阳光一样照进了孩子们的心里。

张露萍原本有机会成为母亲，当时她刚接受任务来到重庆，已经怀上了她和李清的宝宝。但为了不影响工作，她忍痛做了流产，这件事一直让她心里留有遗憾。正因为如此，每次看到这两个孩子，她总是忍不住想多关心他们一些。

孙达孟直接拜张露萍做了干娘，还特意给自己起了个小名叫孙纪萍，就是为了记住这份情谊。

虽然身在监狱，审讯和折磨是家常便饭，每个牢房都笼罩着压抑的气氛。但张露萍再次展现出她的领导能力，带领狱友们高唱抗日战歌。寂静的夜晚被他们充满激情的歌声打破，整个监狱都回荡着振奋人心的旋律。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间1945年就到了，张露萍这时已经24岁。监狱的生活让她变得又瘦又弱，但她的眼睛依然炯炯有神，透着一股子坚定。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息烽集中营后，里面的爱国者们先是一阵狂喜，但没过多久就恢复了平静，毕竟他们还要继续面对艰难的日子。

1945年夏天刚开始，戴笠收到消息说西安监狱里共产党人越狱闹事。他马上联想到关在息烽集中营的张露萍等人，随即发出命令，要求当场处决张露萍等七人。

7月14号一大早，狱警推开牢门喊：“253号，赶紧收拾行李，准备送你去重庆‘释放’！”

这个地方，大家都有自己的编号，平时互相称呼都用这些数字，比如张露萍的编号就是253。

听完狱警的话，囚室里的女人们都面露哀伤，她们心里都清楚"释放"代表什么。

张露萍从容不迫地站起身，取出梳子和口红，请同监的黄彤光为她做最后的打扮。

黄彤光给她涂口红时，手不停地颤抖，周围的朋友们也开始小声啜泣，情绪难以自抑。

张露萍平静地告诉彤光：“姐，别伤心，我清楚自己该去哪儿，心里很踏实。”

她对小萝卜头的妈妈徐林侠说：“徐大姐，咱们活着就要活得光明磊落，就算死也得死得堂堂正正。你说是不是这个理？”

她说完便站起来，跟随看守走出牢房。和张露萍一同离开的还有当初被捕的几位同伴。特务将这七人押送到了息烽县城西南边团圆山脚下的快活岭。

在汽车里，张露萍毫不畏惧，和同伴们一起大声唱着《国际歌》，并不断喊出“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下了车，特务带着他们进了树林，接着就开了枪……

枪声骤起，七人应声倒地，鲜血染红了地面。

特务们执行完任务后返回了集中营，营里的同伴们发现张露萍和其他人没能回来，大家心里都充满了悲伤。当晚，难友李任夫在一块小小的牛角上刻下了一组数字“253·1945·7·14”，用这种方式来纪念这位英勇的女性。

【七烈士平反】

国民党档案至今仍记载着"张露萍很可能是重庆地下党派遣的"，这充分说明她直到牺牲都守口如瓶，始终没有出卖革命事业。

张露萍被抓后，南方局在内部整顿的同时也在寻找她的消息，但国民党方面消息封锁得很严，她是否变节，是否遇害，始终没有确切的消息。

当时有些领导觉得张露萍他们可能已经投敌了，给她们扣上了"特务"的罪名。但叶剑英和南方局军事组的同志们一直坚信，张露萍始终是党忠诚的好同志。

曾希圣临终前仍念念不忘这个坚强的姑娘：“黎琳的事有结果了吗？要是她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我走也走得不安心啊！”

1980年，一位人士前往贵州省妇联，最终促成了这7位烈士的平反。

韩子栋是小说《红岩》里"疯老头"华子良的真实人物，他曾经在息烽集中营坐过牢，对张露萍等七位英雄的壮举非常敬重。每年清明节，他都会到快活岭为这七位烈士扫墓。

1980年，韩子栋觉得为烈士们讨回公道的机会来了，于是特意跑到贵州省妇联，详细讲述了七位烈士的英勇故事。妇联对此非常重视，随后专门写了一篇名为《从容就义气如虹》的文章。

雷英夫被这个女孩的勇气打动了，马上把这件事告诉了叶剑英元帅。叶剑英听完后也想起来了："哦，就是那个唱《干一场》的小姑娘，我记得她。"

叶剑英马上拿起笔，写了一份证明文件，明确指出张露萍等七人不是叛徒，而是为革命献身的英雄。

1983年，政府正式授予张露萍等七人烈士称号，并专门修建了一座纪念碑来纪念他们。

组织上派人联系了李清，告诉他妻子不是特务，而是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听到这个消息，李清既欣喜又悲痛。他一直坚信妻子对党忠诚，只是没想到她早已离世，那次短暂的相聚竟成了最后的诀别。

1985年春，李清站在已故伴侣的烈士墓前，面对着一层深厚的黄土，她低声诵读着悼词，将积压在心中长达45年的情感和话语，逐一地、深情地向她诉说。

一瞬间，李清仿佛瞧见那个穿红衣服、满脸笑容的姑娘正往远处跑去，她跑过的地方开满了鲜花，阳光洒下来，亮得晃眼。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许多像张露萍这样的无名英雄。他们甘愿隐姓埋名，抛下原本的生活，在黑暗中默默前行。为了心中的理想，他们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却始终不为人知。即使墓碑上刻着陌生的名字，他们也从未停下脚步，始终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