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去重庆谈判，选贴身警卫，他点名后，问明其打过仗，很满意

1945年8月28日，一清早，社会部许多同志就离开了枣园，脚步匆匆地沿着清凉山下的大路向东门外新建的飞机场走去。

刚由延安军民亲手修建的飞机场，平整而又宽阔，这里已经集聚了从各个方面赶来的1000多军民和党政机关干部。

大家远离着一架停在那里的双引擎军用座机，默默地伫立着，等待着。这里没有鲜花，也没有笑容，整个机场的气氛严肃而又凝重，

一部分领导同志出于种种考虑，坚决不同意毛泽东主席亲去重庆。要和谈，蒋介石可以来延安嘛，我们也保证他来去自由。

而毛主席却以特有的果敢和智慧提出：打是针锋相对，谈也是针锋相对。为此，党中央连续开了两个半天的会议，经过反复研究和讨论，同意了他的主张。

虽然同意了，却没有一个人不为毛主席的人身安全担忧。谁都知道，作为陪都重庆的敌情是何等复杂。

那里是蒋介石政权的统治中心，也是美蒋特务横行的天下，军统、中统的臭名早已昭著海内外。

这些年有多少仁人志士死在他们暗杀的枪口下，杨杏佛、邓演达、史量才……那里还有连蒋介石也无法控制的日、伪潜伏的特务；公开和暗中投敌的日伪汉奸；

还有从明、清年间就盘踞在山城名目繁多的封建帮会，他们手下都豢养了一群流氓和打手。如何保证毛主席的人身安全，当时已成为全党最担心的头等大事。

唯一可行的办法是选派最忠诚、最勇敢、最机警和富有牺牲精神的人，形影不离地跟随着毛主席，以保护他平安归来。

谁最适合承担这样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当时中央社会部长康生和副部长李克农一起来到毛主席的窑洞。康生一连提出几个人选请他选择。

回到社会部，康生和李克农立即把陈龙找来，向他当面交待了这项在中国保卫工作历史上最重大、最艰巨的使命。

他将化名陈振东，以主席秘书的身份，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全面负责毛主席人身安全的保卫工作。

李克农还特意提到，这是毛主席亲自点的将。并解下随身佩带多年的左轮手枪送给了他。

抚摸着带着首长体温的手枪，陈龙的心情十分激动，领袖的信任，首长的嘱托，在心头燃起一团烈火。

他语气坚定地向首长保证：就是抛头颅、洒热血，豁出命也要保卫主席的人身安全。作为一个卫士，枪法必须百发百中。自从离开东北，他就很少打枪。

为尽快恢复到当年神枪手的标准，他清晨对着山沟、对着坡地上自己种的南瓜瞄准，晚上又插上蜡烛和线香，手持双枪练习射击。

不消几日，就恢复到了双手出枪，枪响必中的水平。由于工作关系，陈龙尽管对国民党的政治系统和特务机构十分了解，但这次去的毕竟是一个陌生的地方。

为了全面掌握重庆的情况，他连续找到了几位从重庆回来的同志，详细了解那里的敌情变化和风土人情。

当然，也还有一些在当时，甚至以后多年都属于绝密方面的安排，诸如通过国民党内部乃至上层人物，了解和掌握重庆当局和特务机关的决策及变化，

还要和南方局社会部及我党有关情报部门，建立和保持密切联系，以应付突然变化……此行是去和重庆当局打交道，总要有一身体面的行装。

陈龙除了刚领到的一套灰布制服，脚上还穿着一双磨得快露脚趾的布鞋。在延安真还很难找到一双像样的鞋子。

曾任过陕北财经工作部长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李富春同志，爱莫能助，只好把脚上的皮鞋脱下来给了他，换穿了他那双破布鞋。

同在准备行装的毛泽东，也一样窘迫，他也领到了一套布制服，却没有一顶像样的帽子，周恩来只能把从重庆戴来的那顶盔式遮阳帽戴到他的头上。

8月27日，美国大使赫尔利偕张治中飞临延安。毛主席要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消息迅速传开。出发在即，陈龙又详细检查了各项工作的准备情况。

尽管准备工作是充分的，心里仍不免一种莫名的忧虑。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心情，是担心自己生死难卜吗？不是。这种忧虑早在他投身抗日前线时就抛到九霄云外了。

敌强我弱，环境险恶，有如千斤重担的军事指挥权，落在了一个青年的双肩……而今又产生了这种心情，深感肩头担子十分沉重。出发前的一夜是在紧张和忙碌中度过的。

他来不及和海宇说几句道别的话，便赶到枣园小礼堂。在那里聚集着党中央的负责同志和在重庆担任保卫工作的龙飞虎、颜太龙，还有毛主席的警卫员舒光才、戚继恕等人。

他们聚在一起，讨论着警卫工作中将会遇到的每一个问题和细节：互相联络的方法和暗号：在飞机上和到重庆后的警卫分工与配合……

飞机的引擎发动起来了，陈龙和龙飞虎、颜太龙先行登上机舱，对座位进行了详细检查，留下龙飞虎和颜太龙两个人守在机舱，自己又走下飞机，请主席登机。

毛主席和赫尔利、张治中、王若飞、胡乔木、陈龙在飞机的舷样旁摄影留念后，便陆续登上了飞机。毛主席走到舱门口，停住步，回身环顾着送行的人群。

他见人们依依不舍地像潮水一样向飞机旁涌去，便摘下头上的盔式帽，高高举过头顶用力一挥。飞机平稳地滑过跑道，斜刺着飞向高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