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探索】王韬闰：从儒家思想到国画中的鸡有五德

编者按：儒家思想在历代文人的国画创作中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人物、器物与园林建筑景观中，更呈现于各类花鸟作品中。进而赋予了动植物不同的品德与性格，以呈教化之用。从儒学中“仁、义、礼、智、信”的人伦五德，再到“文、武、勇、仁、信”的五德之说呈现于鸡这一绘画对象中，是文人崇尚美的内在精神诉求。希望文者能为官清正，武者能晓通兵法，勇者能善敌保家，仁者能达济天下，信者能立人之本。而中国画中的鸡，更是将“五德”之风展现的淋漓尽致。

一．儒家思想对中国画的影响

儒家道德思想，即人伦思想。以“仁、义、礼、智、信”统称为人伦五德，亦被称为“五常之德”，视其为做人的基本道德规范，以道德礼教培养人才。“仁”是对所有品质的高度概括，其中最大的两层内涵便是“爱”与“孝”，不仅是对人而言，所有事物亦是如此；“义”被视作公正的代表，孔子将其称之为君子行事的标准；“礼”此前是制度规范的统称，而后延伸为道德价值判断的标准，用以维护社会制度的和谐稳定；“智”即智慧的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具有大局观；“信”是诚实守信的品质，不论是为家、为国还是为人，都要讲诚信。儒学人伦五德思想是为人之根本，不存在过时之说，因而运用于国画创作中，亦有丰富的体现。

在宋代以前，人物画在绘画中占据主导地位，受众广泛，流行且发展很快。中国古代壁画、卷轴人物画多有勾勒帝王将相、英雄、贞妇孝女等各种形象，促进了中国人物画的发展同时也提升绘画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在中国绘画史中关于政治、道德和伦理故事主题的人物画，源于周秦到汉魏，至隋唐期间的佛道仕女画，仍为人物画的兴盛巅峰期。这些人物形象的选用，多用来体现相关的儒家人伦道德思想，来起到一定的教育作用。

中国绘画是重品质的艺术，如画家画梅、兰、竹、菊，并不在其枝干形态，花卉颜色造型本身，而在于画家把它们的美感拟人化，赋予人的精神品格。作品表现的是人格精神的象征物，传达的画家的思想境界。绘画是人心灵的艺术，是从人的灵魂中流露出的真情实感。只有真正具备“一等胸怀，方有一等绘画”的精神实力，才是品行高尚的画家，才能画出有生命力的巨作。一个成功的画家并不在于笔法技巧的娴熟，而在于内在心性的养炼。儒家提倡的“仁、义、礼、智、信”要求人知书达理、明辨是非；以礼义廉耻忠孝为本，树立崇高道德观，这些均建立于人“心”的是与否，识人“心”即识美德。孔子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所触及的都是人“心”。“心”入品，人品高，画品亦高，作品即流芳百世，深受喜爱。因此，古代画家的“人品即画品，画品即人品”之论出自儒家思想。

学习书画，第一要先学习的不是如何落墨，而是如何做人。论及书画造诣，第一先讲人品，如果是为官仕途，则要“留心吏治，讲求物理人情”，当广博有用之书，广交良师益友。中国历来有“书画如其人”之说，这充分论证了人品决定画品之间的关系。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也强调“善书还须人品高”，他认为只有贤哲之士的佳作才能流传千古，品格低下的人，即使其作品再优于常人，也终将被历史的红尘湮没，人们恶其人而厌其书，终将不齿相提。清代书法家朱和羹说：“品高者，一点一画，自有清刚雅正之气；品下者，虽激昂顿挫，俨然客观，而纵横刚暴，未免流露诸外。”评论人品高者，其书作点画之间，气韵相通，皆有刚正之气，处处体现作者的学识修养及思想品格，观其作品，似貌其人，人品与画品亦不可分。

二．中国画中的鸡

现存或记载与鸡相关的最早的画作是汉代的门神画。到两晋南北朝时，更有一些文士创作了相当数量带有鸡形象的人物画，如张僧繇所绘《梁宫人射雏图》等。此类作品，其主旨并不在表现动物的姿态与神气，而是将鸡作为叙述人物故事情节的附属。

花鸟画发展到唐、五代时，已形成了包括花卉、禽鸟、草虫等的专门画科，一些画家开始创作以禽鸟为主题的花鸟画，如南唐后主时的翰林待诏梅行思，最擅画鸡，世称“梅家鸡”。仅《南宋馆阁续录》记载就有他的鸡图8幅以及《子母鸡》《斗鸡》《护雏鸡》等十数幅，（《南宋馆阁续录》卷三）鸡的将雏、啄食、聚散、争斗等种种形神，无不曲尽其态的细致表现出来。

对于花鸟类国画作品而言，虽然取材于禽鸟、虫鱼以及相关的植物或器物，其中不同的组合意象，皆体现着不同的寓意，融合了历代文人的精神品格。也隐含着人与这些禽鸟和植物的特殊关系。基于原始先民“万物有灵”说的观念，人们对待鸟兽的态度往往十分的虔诚。它们有时作为一些氏族和部落的图腾出现，因而鸟兽的一举一动都蕴含着特殊的寓意，用以指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人们甚至开始模仿它们的动作来获得相关的指引。徐子涵在其相关研究中提出，部分氏族部落中出现筷子的使用，与人们模仿鸟喙啄食的样貌而仿造出来。在汉代，相关鸟类的图案甚至出现在了墓室壁画中，将其视为祥瑞的象征。

姚舜熙在《中国花鸟画学概论》中说道：“花鸟画中所表现出来的对自然物的认知，是由宗教的神格化而逐渐推演为人格化的过程。其中记录了人类共同意识的寄寓。同时这种由自然物的表象到意象的过程中，无不体现了中国先民的民族情感与个性品格，并渐次融入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核心之中。”

在历史文献记载中，鸡还有多种雅称，人们赋予了其多样的寓意，有如：因其啼鸣报晓的特征称之为“晨鸡”；又因其报晓从不失信，日日如此，又有一别称“长鸣都尉”；《北齐书·上洛王思宗传》中称其为“凫翁”；在《庄子·齐物论》被称为“司夜或时夜”；因鸡在十二生肖中位于酉，古人称其为“酉日将军”；再者便是鸡所具备的“文、武、勇、仁、信”之五德，而被视作德禽。

因而鸡也在国画作品和器物中多有出现。在商朝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了器物摆件“玉鸡”；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明代成化年间景德镇御窑厂烧制的“斗彩鸡杯”；在汉代砖石画像中出现有“斗鸡”的景象等等。以及国画作品中宋代李迪《鸡雏待饲图》、宋代王凝《子母鸡图》、元代王渊的《桃竹锦鸡图》、明代吕纪《榴葵绶鸡图》及《锦鸡图》、晚清画家居巢的《菊下鸡雏图》，再到近代齐白石的《雏鸡出笼图》、徐悲鸿的《竹鸡觅食图》，现代王雪涛的《金鸡报晓》、陈大羽的《公鸡报春图》等等。画作者们用看似简单的笔法，却表达着深远的寓意。

三．鸡之五德及其吉祥寓意

前文中说道，鸡有五德，贵为“德禽”，源自《韩诗外传》中提及：“头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见食相呼者仁也，守时不失者信也。”文、武、勇、仁、信，五种德行兼备，古人赞美鸡之五德，实际上是希望人们去弘扬这些德行，将其发扬光大。正是源于这种比附的表现手法，北宋徽宗赵佶在其《芙蓉锦鸡图》上才会以“秋劲拒霜盛，峨冠锦羽鸡。已知全五德，安逸胜凫鹥”的诗句，借褒扬鸡的“五德”来诠释和宣扬儒家的道德观。作者通过对生活在芙蓉和菊花丛中优雅闲适的锦鸡的描绘，来提醒那些臣子，只有恪守这种道德观，才可以永保利禄荣华。在历代绘画作品中，最多见的是通过对鸡的生活状态的刻画以及诗文的题识，来比喻、诊释人类本应具备的各种德行。

关于鸡之五德。所谓“文德”，依据鸡头上有红冠，行走神态气宇轩昂。头上的红冠如同冠帽，又由于“冠”与“官”字同音，“管帽”即指代仕途飞黄腾达，故而有升官、有才学、有文化之意；“武德”，依据鸡脚后有突出的脚趾，既是进攻的利器，又同样体现了“足后有距”，不莽撞，掌握一定的分寸之意；“勇德”，体现在斗鸡之勇中，意在敢于反抗，勇于前进的精神；“仁德”，此处与儒家思想相呼应，在鸡身上的体现是“见食相呼”，看到食物不是自私的占为己有，而是招呼同伴一同享用，可以体现仁爱之举；“信德”，亦与儒家人伦五常的思想相对应，体现在鸡报晓的这一特性中，不论外部环境的好坏，日日如此，从不间断偷懒，从不失信这一层面。

在鸡的吉祥寓意关联层面。鸡或者鸡的形象是古代人类驱邪避害的符号，具有吉祥意义。晋代《拾遗记》中就记载了尧舜时代重明鸟的传说，认为鸡“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故《周礼》所记夏后氏刻木为鸡、画鸡于彝作为祭祀用的酒尊，看重的即是鸡的避邪功能。鸡被视为守护神，还可见于东汉画像石，1990年末，山西省离石县马茂庄村东汉墓葬中发现鸡首人身的神人图案。三国时，“鸡日”被作为一年的起始——农历正月初一的别称。到了魏晋南北朝，鸡开始代替汉代以来被当作辟邪神兽的虎而成为守门辟邪的神物。南朝《荆楚岁时记》也记载当时的民俗，正月初一“帖画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所有这些与迎新年贴酉等习俗相互融会，使鸡成为容量颇大的传统民俗文化符号。

和属相中羊与“祥”紧密相连一样，鸡由于与“吉”谐音，其形象也被人们借以抒发和表达对吉样、美满的祈愿。譬如唐代在发布救令时，制四尺金鸡附于竿端，衔绛幅、承彩盘，成为帝王仪仗的一部分。历代流传下来许多以鸡为吉来命题的花鸟画，早的有北宋的《献瑞图》，明代有吕纪《榴葵绶鸡图》中绶带鸟与公鸡的结合，表达了富贵吉祥的内涵，近代有《富贵大吉图》等等。此外，清代至近代以来，在绘画中又借用鸡冠之冠与“官”谐音，并由公鸡红色的鸡冠高耸，联想到古时文官的帽冠。而出现了大量描绘雄鸡和鸡的作品，有的是通过描绘三只雄鸡，如张书旅《三公图》来暗示受赠者未来会成为名列“三公”的高官；有的则将鸡与鸡冠花合画在一幅，取名为《加冠图》，其寓意即“官上加官”。以上种种，都是清中期以后经济发展，艺术趋向世俗化的反映。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文化深化着人们的思想和智慧，这些珍贵的思想从未被时代浪潮冲击迭代，反而更加精进传播和深入。不论是“仁、义、礼、智、信”的儒家五常，还是“文、武、勇、仁、信”的鸡之五德，无不渗透着儒家思想，并指引着我们的内心。这是之国学经典，亦是我们的行为准则。

（文/王韬闰）

文章转自人民日报全媒体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