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男性婚姻难题：背后的焦虑与困境
最近，最高检通报了一组让人揪心的数据：2024 年 1 月至 2025 年 3 月，检察机关办理了 1546 起婚介行业犯罪案件。这些犯罪主要分为三类：一是有人假借婚介之名诈骗；二是部分婚介机构违法操作涉外婚介业务；三是婚恋网站成了犯罪引流的工具。这可不是最高司法机关第一次关注婚介婚恋问题了。早在 2025 年 2 月底，最高法就发布了第二批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强调要打击婚骗、规范闪婚服务。再往前推，2024 年底，多地还爆出跨省“闪婚闪离”事件，不少男性受害者报警，背后也牵扯出婚介机构的影子。
这和咱们平时在网上看到的婚恋舆论印象差别挺大的。民政部数据显示，2024 年全国结婚登记数只有 610.6 万对，创下 45 年来的新低。再看看天价彩礼、不婚不育、离婚冷静期这些话题的热度，似乎大家都对婚姻不太积极。但这婚介婚恋乱象却暴露了现实的另一面：还是有不少人急切地想成婚，甚至焦虑得掉进了犯罪的陷阱。这不禁让人好奇，这些人是谁？他们为啥这么渴望结婚？
在咱们的婚恋市场，通常只有在自己和亲朋好友的圈子找不到合适的对象时，才会考虑找婚介机构。那试想一下，那些选择婚介的男性，很可能在年龄、性格、经济、学历、地域或者家庭等方面存在一些劣势。
如果一个条件不太好的男性，又特别着急结婚，那他很容易就掉进骗婚之类的陷阱里。要是他在个人交际圈、亲朋好友圈和婚介市场都没优势，那他可能还会采取一些替代性婚姻策略，比如入赘、买婚，甚至是收买境外妇女。你注意到没，这里说的适婚人群，基本都是男性，这和我国男女性别比失衡的情况有关，底层男性婚配更难。
从现实情况来看，这些在婚恋市场处于弱势、又对婚配渴望强烈的群体，主要集中在经济不发达、位置偏远的农村和县乡地区。就说去年底爆出的“闪婚闪离”疑似婚骗事件，受害者基本都是县乡、农村的男性。红星新闻报道，这些跨省“闪婚”的家庭，男方年龄大多在 28 岁到 30 岁左右，来自农村，学历普遍是高中以下，还在经济发达地区打工。因为工作和性格原因，他们人际圈子小，不擅长和异性打交道。在打工地，婚恋机会少；回老家，适婚女性又少，还多往外面嫁。
《南方周末》也对跨省“闪婚”人群做了分析，发现这些人老家在农村的居多，主要集中在中南部省份，年龄在 27 岁到 35 岁之间，在老家算是大龄青年了，周围催婚压力大。大部分人童年留守，约一半人初中毕业就没继续上学，另一半上过中专或大专，但也没从事对口工作；少数人靠父母经营小生意，大部分人在工厂、饭店、建筑工地打工。
“跨省闪婚”男女双方签署的《附条件赠与合同》
再看最高检公布的涉婚介婚恋犯罪中的非法跨境婚姻介绍业务，需求方很多也是农村男性。2019 年《中国公安大学学报》上的一篇论文提到，在统计的 1662 名拐卖妇女受害者中，近 40% 是外籍，主要是越南籍。而收买这些中外籍妇女的，主要是农村男性，受害者“流入地”有 91.5% 是农村。这些人收买妇女，其实就是为了有个媳妇。二、性别比失衡与婚姻挤压为啥是这些农村大龄男性这么渴望结婚，又难以成婚呢？这背后成因挺复杂的。首先就是性别比失衡的问题。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男性比女性多出 3490 万，其中 20 岁到 40 岁适婚年龄的男性比女性多 1752 万。农村男性的处境更难，2020 年我国总人口性别比是 105.07，乡村人口性别比却达到 107.91。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周京根据 2020 年普查数据推算，全国未婚男女比例是 13∶9，农村未婚男女比例是 2∶1，农村大龄未婚男女比例更是高达 13∶2，农村“光棍”群体规模有扩大的风险。
而且，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婚姻市场扩张，也在挤压农村和落后地区男性的婚恋机会。以前，婚姻市场大多是区域性的，比如乡村以乡镇或县为单位。在这样的小范围婚姻市场里，虽然适婚人数有限，但大家条件差不多，当地男性相对容易找到合适的对象。可现在，随着经济和人口的大幅流动，婚姻市场已经突破区域限制，跨市跨省，甚至面向全国了。
农村的适婚男女大多外出打工，女性外出后更倾向于在当地找条件更好的男性结婚或者外嫁。而男性随着年龄增长，在城市扎根困难，外出择偶也难，只能回乡成家。不过，回乡后发现，适婚女性少之又少。而且，整个乡村、县乡区域的未婚男性数量，还呈现出由东向西递增的趋势。据全国百村调查数据，农村“光棍”发生率高的村庄主要集中在经济落后、位置偏远的西部地区。性别比失衡加上人口外流，乡村里适婚女性越来越少，留村和回村男性成婚就变得很难。
另外，农村适婚女性的缺乏，还加剧了男性的竞争。这种竞争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天价彩礼和高昂的婚恋成本，这无疑又抬高了结婚的门槛。农村青年大多收入低、学历低，能力弱，情感交流能力也不行，先天条件不好，后天资源又有限，很容易陷入婚配困境。为了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他们只能靠父母帮忙，甚至背上大额债务来完成婚配。可一旦遇到婚骗或其他婚恋问题，家庭就很难承受风险。
就拿红星新闻 2024 年 10 月报道的一个例子来说，湖北崇阳肖岭乡的一个青年去贵州“闪婚”，把“老婆”带回老家，结果四天后新娘就要走。这青年觉得人财两空，接受不了，竟服农药自尽了。
《Hello！树先生》剧照
三、传统观念下的结婚执念在这样的情况下，为啥他们还这么执着于结婚呢？这可能是很多人不理解的。毕竟现在社会上也有不婚的观念，认为不结婚也能过一辈子，甚至能过得很好。但对于这些农村大龄男性来说，情况不太一样。
他们的观念更传统，认为结婚是组建家庭、传宗接代的必要途径。而且，结婚这事不只是他们自己的事，还牵扯到父母、家族和村庄社会。对大多数未婚大龄男性的父母而言，子女成婚是他们人生最重要的任务。如果儿子结不了婚，在村里就抬不起头，觉得自己对不起祖宗。所以，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让儿子成婚，哪怕花光毕生积蓄，背上大额债务也在所不惜。要是儿子年纪大了还结不了婚，父母的焦虑程度甚至会比儿子还高。
在跨省“闪婚闪离”的报道中，很多父母都在背后操持。而且在村庄社会里，一个结不了婚的大龄男性，基本没啥地位，被视为失败者。他们要承受“光棍”的名声，周围人的议论和异样眼光，还要面对“断子绝孙”的道德压力。
从他们自身角度看，也渴望成家。一方面是为了传宗接代，不让家族血脉断在自己手里，好在村里人面前有面子；另一方面也不想自己老了没人照顾，想找个伴侣互相照应。而且，对于他们来说，结婚几乎是满足性需求的少数正当途径之一。
所以，当他们到了适婚年龄却结不了婚时，父母的焦虑就会传递给他们。随着年龄增长，这种焦虑愈发强烈，他们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尽快成婚，包括“闪婚”甚至收买境内外拐卖妇女。这也就解释了为啥有婚骗现象，为啥拐卖境外妇女的“人贩子”会被当成“红娘”。
据《犯罪研究》2023 年第 6 期的一篇论文介绍，有个拐卖境外妇女的犯罪人说：“我给人介绍过媳妇，而且愿意和我来内蒙古的女的也多，所以很多人找我让给介绍媳妇。”在这个案例里，11 名妇女被收买，11 名农村“剩男”摆脱了“光棍”身份。犯罪人的行为在当地没遭到谴责，反而得到认同和赞扬。而且，相比天价彩礼，收买境外妇女的经济压力小多了。论文里提到的 57 名被收买的境外妇女，平均收买价格约 6.25 万元，最低的才 1 万元。
从最高检公布的婚介婚恋犯罪情况来看，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部分群体的婚配难题。司法打击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解决这些群体的婚恋需求。
长远来看，如果这些婚配难的群体一直结不了婚，又没有工作和正常生活保障，那他们很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尤其是在当下乡村家庭养老模式难有大改变的情况下，如何解决这些难以成婚、没有家庭支撑的群体问题，避免他们成为“五保户”，是一个迫切又现实的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得从多方面入手。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村男性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让他们在婚恋市场上更有竞争力。另一方面，要加强婚介行业的监管，规范婚介机构的行为，打击婚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同时，还要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农村男性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减少对婚姻的焦虑和执念。此外，还可以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这些婚配难的群体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让他们即使结不了婚，也能有尊严地生活下去。
总之，县乡男性的婚姻焦虑问题，不仅仅是个人的困境，更是社会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难题。只有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才能让他们摆脱婚配困境，过上幸福安稳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