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残忍灭掉准噶尔全族，到底是大功一件，还是罪大恶极？

在欧亚大陆的腹地，天山山脉如同一条银色的巨龙横贯东西。这片被戈壁与绿洲交织的土地，自汉代起就是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博弈的舞台。18世纪中叶，当清朝乾隆皇帝的旌旗插上伊犁河谷时，一个延续四百余年的草原帝国——准噶尔汗国轰然倒塌。这场被史书称为"平定准部"的战争，不仅改写了中亚地缘格局，更以"千里无炊烟，白骨蔽草原"的惨烈景象，成为横亘在历史评价中的道德难题。

在长达七十年的清准战争中（1690-1757），双方都曾展现出惊人的军事智慧。噶尔丹汗的驼城战术曾让康熙帝陷入苦战，而清军则通过屯田制度在戈壁深处建立起绵密的补给线。当乾隆二十二年（1757）兆惠率军攻破伊犁时，这场延续三代帝王的拉锯战终于落下帷幕。但战争的终结并未带来和平，取而代之的是清廷"尽诛丁壮，俘其妻孥"的残酷清算，导致准噶尔人口从鼎盛时期的60万锐减至不足万人。

从中央集权的视角审视，清廷的决策具有严密的战略逻辑。准噶尔汗国绝非寻常边患：这个建立了完整行政体系、掌握火器技术、与沙俄保持外交关系的强大政权，其疆域最盛时东起阿尔泰山，西抵巴尔喀什湖，南控西藏，北联俄罗斯。乾隆初年，准噶尔使臣在北京直言："我准噶尔自成一国，与尔大清并立"，这种政治宣言彻底触动了帝国敏感的神经。

清廷的军事行动始终伴随着精妙的政治运作。在最后的决战阶段，乾隆采纳傅恒建议，采取"剿抚并用"策略：对阿睦尔撒纳等降将许以高位，分化准噶尔联盟；对顽抗部落实行"三丁抽一"的兵役制瓦解其战力。这种"以夷制夷"的手段，客观上加速了汗国体系的崩溃。战后设立的伊犁将军府，通过军府制度将天山南北纳入直接管辖，结束了草原政权"叛服不常"的历史循环。

当我们穿越时空的道德坐标系，必须承认18世纪的战争法则与现代文明存在根本断裂。清军统帅明瑞在奏折中记载："所过之处，凡喘气者不留"，这种系统性清除策略折射出前现代战争的残酷本质。俄国档案显示，仅1755-1759年间，约有20万准噶尔人逃往哈萨克草原，但更多人死于清军的围剿和随后的天花疫情。

但将这场悲剧简单归咎于"民族屠杀"可能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准噶尔汗国自身的统治同样充满血腥：卫拉特联盟时期对叶尔羌汗国的征服导致10万穆斯林被杀；策妄阿拉布坦为控制西藏，曾将拉藏汗全家沉入拉萨河。这种暴力循环恰恰印证了霍布斯对自然状态的判断——在缺乏权威的边疆地带，战争是常态。

在伊犁将军松筠主持编修的《西域图志》中，准噶尔被塑造为"叛乱丑类"，这种官方叙事持续影响着后世认知。直到20世纪初，日本学者羽田亨在《西域文化史》中首次提出"清廷灭绝政策"说，才引发国际学界关注。值得玩味的是，民国时期新疆军阀金树仁为强化统治，刻意放大这段历史中的民族矛盾，使得准噶尔记忆沦为政治工具。

当代考古发现提供了新的视角。在昭苏县波马古城遗址出土的文书显示，清军占领初期仍保留了大量准噶尔贵族建制。乾隆二十四年（1759）乌什起义后，清廷才转向强硬路线。这种政策转折暗示着：最初的征服或许带有怀柔意图，但边疆治理的困境最终导向了暴力失控。

从更宏大的时空维度观察，准噶尔的覆灭深刻重塑了亚洲格局。清王朝的版图由此拓展190万平方公里，奠定了现代中国西北疆域的基础。但这场胜利也埋下隐患：沙俄趁虚而入控制中亚，英国势力开始渗透西藏，失去缓冲带的清帝国不得不直面列强威胁。法国汉学家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中感叹："准噶尔的消失，让亚洲失去了最后一个游牧帝国屏障。"

对中亚生态的影响同样深远。清廷实行的屯垦政策使天山北麓草原大面积消失，额尔齐斯河流域的军事要塞改变了游牧迁徙路线。现代卫星遥感数据显示，准噶尔盆地荒漠化进程在18世纪后期明显加速，这与传统放牧方式的终结存在隐秘关联。

站在人类文明史的十字路口，准噶尔悲剧提出了永恒诘问：国家统一的正义性是否能为族群灭绝开脱？乾隆在《御制平定准噶尔碑》中自诩"除暴安良"，但孟森在《清史讲义》中尖锐指出："所谓暴者，不过不臣之名耳"。这种价值冲突在当代新疆的史迹保护中依然可见：修缮一新的固尔扎庙既是民族团结教育基地，也是准噶尔故都最后的遗存。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关于"历史罪责"的论述或许能提供思考路径：后人不必为祖先行为忏悔，但必须直面其遗留的结构性创伤。当游客驻足赛里木湖畔的准噶尔门遗址，他们看到的不仅是地理要隘，更是文明冲突的永恒见证——那道横亘在权力与人性、统一与多元之间的精神隘口。

乾隆帝在养心殿写下"十全武功"时，或许不会想到这场胜利会在三百年后引发如此激烈的争论。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判断题，准噶尔的消失固然残忍，但又不得不为。从人性角度看，乾隆过于残忍。但从国家安定层面看，乾隆做的并无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