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焕春委员呼吁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之后，引发了怎样的波折？

1978年3月份，全国政协第五届头一回大会结束了，停了十多年的政协工作这回算是全面重启了。

文化专门委员会（就是现在的专委会）是五届全国政协常设的13个工作小组里的一个，由周扬担任领头人，张香山、魏传统、陈翰伯、姜椿芳、林默涵几位则担任副手，这个小组汇集了许多文化、艺术、新闻、社会科学等领域的大咖。我呢，是从学委会办公室临时抽调过去的，干的是小组秘书的活儿，主要负责记录工作。而负责我们这些小组秘书的头儿，是张永年同志。

从1978年4月开始，一直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开那会儿，政协的文化小组挺有胆量，挑起了不少当时大家都避之不及的敏感话题。这里面，最轰动的就是他们站出来，要求给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翻案。

汪东林从1962年开始就在全国政协机关上班，一直做的是小组秘书的活儿。到了1982年，他还参与了人民政协报刚开始创办时的准备工作。这张照片拍的是1986年秋天，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同志（前排最左边那个）在一次会议结束后，给汪东林（那时候他是人民政协报的编委，还兼着新闻部主任）亲自讲了四条建议，都是关于怎么把人民政协报办得更好的。

【余焕春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文化组聊天会一开始人气就很旺，大家抢着说话。这个组总共有70多号人，每次聚会都能来50多位。

余焕春突然站出来发言，这事儿组长们压根儿没预料到，所以他们压根儿没来得及说上几句表个态，会场里就已经爆发出一连串赞同的拍手声。

演讲间隙，余焕春接着聊了起来。这事儿当时度挺高，加上咱们这政协礼堂东大厅，平时就常有委员和工作人员走来走去，所以听众越来越多，挤得满满当当，估摸着有七八十号人，好多人都没座，只能站着听。

余焕春讲道：（以下内容依据记录整理）

1976年天安门那事儿，得从1月8号咱们敬爱的周总理离开咱们那会儿开始说。

余焕春一开口，立马就把全场参会人员的注意力给拽住了。政协文化组那个往常总是热热闹闹，大家七嘴八舌聊个不停的漫谈会，这次居然变得特别庄重。

余焕春接着讲道：

清明节那会儿，大家又开始深深怀念周总理，同时表达对“四人帮”的不满，这股情绪从南京出发，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传开了。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小白花和花圈堆得跟山一样高，人们从早到晚，一波接一波地来悼念。那些像匕首一样犀利的诗句和文章，让“四人帮”感觉浑身不自在，坐立难安。王、张、江、姚这四个人一看形势不妙，就合计着使坏，他们想了个坏主意，硬是把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说成是反革命事件。

从1976年3月30号到4月26号，王、张、江、姚这几位给鲁瑛打了24通电话，最多的一天还打了3回。

余焕春委员说到这儿，稍微缓了缓，换了种说法接着讲：

我说完了，就这些。

余焕春委员的讲话再次赢得了大家长久且热烈的掌声，这掌声充满了对他的认可和赞同。

6月8号，政协文化组聊天会结束后，决定让办公室小组里的秘书头儿张永年来整理个报告，把会上说的啥都给中央汇报一下。特别是余焕春讲的话，得说得细点儿，还有其他委员提的那些看法、建议啥的，也都得写上，别落下。

隔天，又有委员打电话给办公室，说想再搞一场闲聊会，好让大家接着聊聊这事儿。

【政协感受到了压力】

文化组聊天会结束后没几天，副秘书长找我聊天，问起6月8号那天文化组的会是谁挑大梁主持的，会前定的议题是啥，还有是谁点名让余焕春上去分享的？我一听这话，心里就咯噔一下，感觉事情不妙。但政协那边关于会议的小报告才刚刚出炉，一份都还没往外送呢，怎么上头这么快就掌握了会议的风吹草动？来不及多想，我赶紧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的前因后果给说了。

副秘书长说了两点要求：第一，那份印好的简报先别往外发，赶紧送一份到他那儿让他瞅瞅；第二，关于6月8日那次会议的事儿，特别是余焕春那长篇大论的发言是怎么来的，得按照刚才说的情况，老老实实地写份详细报告。

我走的时候随口问了句：“这报告是给政协领导的还是给别处的？”副秘书长琢磨了一会儿，认真回“听你这么说，简报还没发出去，我心里就踏实多了。再说，余焕春讲的东西组长们之前不知道，政协其他领导也不知道，那我们的主要责任就是讲清楚情况。我也是上面问起来才知道的。我就问问，除了文化组的成员和政协的干部，还有没有其他单位的人来，或者有记者在吗？”我答道：“这种内部会议不通知新闻单位，除了政协工作组办公室的干部，就只有中央统战部的两位干部来听听情况。一直是这样的，他们常来这种会了解情况。”“哦！那就好！”副秘书长笑着说，点了点头，就没再往下说了。

我回到办公室后，赶紧给那天来参会的中央统战部的朋友打了个电话。他简短地告诉我，6月8号会议结束后，他们当天一回单位就整理出了会议简报，然后送给了部里的领导和中央的相关领导。听说现在这事儿在上头有了些动静。

我刚挂掉电话，坐在办公桌前琢磨怎么写那份会议报告，结果电话又急促地响了！没想到是余焕春打来的。他问我说，文化组那次会议政协是不是已经写了简报反映了，能不能给他瞅瞅那份简报？我告诉他，简报还在写呢，没完事儿呢。余焕春一听挺吃惊，说：“这就怪了，今天我头儿找我去问情况，还看了我在政协座谈会上的发言稿。他虽然嘴上说稿子没啥问题，但他们那脸色告诉我，可能是因为我发言挨批了。他就简单跟我说了一句，‘不管谁找你问这事儿，你都实话实说。’”余焕春接着说：“话是我说的，不管怎样，责任全在我，跟其他人没关系，更不关你们政协的事儿。我是政协委员，我说啥，当然是我自己担着。”

后来我拿了份简报给领导。领导接过去扫了一眼，就问这简报有没有校对好的版本。我说有。领导接着吩咐，等情况报告写完后，把校对好的简报版本附上，现在印好的简报先放在办公室存着，等后面再处理。

我特别佩服咱领导的细心，送还没印刷的校样和印好的简报，那差别可大了，一个干部做事的能力，往往就体现在这些小细节上。现在我身上还担着写情况报告的重担，真没心思去想别的事儿。那天，我连晚饭都没顾上吃，和张永年同志一起熬了个通宵，改了三遍稿子，终于在第二天一上班，就把一篇不到一千字的情况报告和简报校样给弄利索了。

【谜底半年后揭开】

日子一天天溜走。那件事情就这样没了动静，领导也没再提起来过问。

过了大概一个多月，在一次日常工作会议上，周扬突然问起我那件事情的详细经过，我就一五一十地跟他说了。周扬听完之后说，政协这个地方啊，就是让大家畅所欲言的，身为政协委员，完全有权利在会议上发言，不管说得对还是不对，都可以向上级反映。领导的责任嘛，就是要从好的建议里挑着用，别对那些不中听的话感到惊讶。周扬的态度挺明确的。而且从他说的话来看，他不是随便听说的，很可能是有人已经反映到他那儿去了。

过了俩多月，我才弄明白，原来是中央统战部的乌兰夫部长让人去政协问6月8号文化组开会那档子事，这事儿还是上头让他办的。乌兰夫那时候不光是政协副主席，还兼着中央统战部部长呢。至于谁给他下的命令，我们这些小组里的秘书，可没那个胆子去多问。

事情的真相终于在事件发生六个月后，也就是1979年1月份的中央理论研讨会上，被中央四个主要新闻机构的一把手们一块儿说了出来。

这件事发生在1978年6月中旬，我们得搞清楚政协文化组那次会议到底是怎么回事。

1978年12月的时候，中共中央做出了个重要决定，给天安门事件彻底翻了案。到了1979年6月，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开了第二次会议，会上大家讨论通过的《常委会工作报告》里头，还特意提到了文化组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发声的小组会议，说这是政协工作的一个亮点。

说实话，那场风波其实就是当时“两个凡是”观点与“实践是判断真理的唯一准则”之间激烈冲突和较量的一个例子。

汪东林从1962年开始，一直到2004年，在全国政协机关干了40多年的活儿。他当过人民政协报的副总编，也是个资深记者。他还是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也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