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真格了！人口已告别世界第一？三孩催生无果后，国家向住房“出手”了。年轻人常念叨“生不起”，房子、教育、医疗像三座大山压得年轻人喘不过气，人口形势的严峻让生育意愿成了热议话题。 中国人口发展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2年末全国人口为14.11亿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 与人口总量变化相比，人口结构变化更值得警惕。2022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首次超过2.09亿人，占比达14.9%，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与此同时，育龄妇女的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从2017年的1.76个降到2021年的1.64个。 人口形势的严峻性不仅体现在数据上，更深植于社会观念变迁中。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晚婚晚育已成为普遍现象，大城市平均初婚年龄已接近30岁。 国家卫健委2025年1月公布的调查显示，26-35岁育龄人群中，85.3%的受访者表示“养孩子成本太高”是限制生育的主要因素，而住房负担占据了养育成本的首位，达到总成本的38.7%。 面对日益严峻的人口形势，国家正从多方面着手破解生育难题。2025年3月，住建部、财政部等七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推进人口友好型住房供给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首次明确将人口政策与住房政策协同联动。 这一政策转变的关键在于重新定位住房的属性。过去20年，房地产不仅是居住需求的满足工具，更是投资品、储值工具和地方政府财政支柱。2024年数据显示，全国住房空置率达到22.3%，超过4300万套住房处于闲置状态，而潜在购房者却因价格过高而望房兴叹。 具体措施中最受关注的是“人口导向的差异化住房信贷政策”。根据新政，一孩家庭可获得首套房贷款利率下浮20%，二孩家庭下浮30%，三孩及以上家庭下浮40%，且首付比例最低可至15%。 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率先落实了这一政策。以上海为例，2025年4月数据显示，政策实施一个月内，符合条件的多子女家庭购房贷款申请量环比增长58%，超过2000户家庭享受了优惠政策。 各地方政府也纷纷推出育儿补贴政策。浙江杭州自2023年9月10日起实施《杭州市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对怀孕（生产）二孩、三孩的杭州户籍孕（产）妇发放孕产补助和育儿补助。湖南长沙则对三孩家庭一次性补助10000元。 这些政策出台后，市场反应迅速而明显。据中指研究院数据，在已出台相关政策的城市中，二手房交易量平均增长了13.7%，新房销售增长了8.5%。其中，成都因补贴力度最大，新房成交量环比增长了22.3%。 尽管住房政策调整方向正确，但实际执行中仍面临诸多挑战。对于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城市新市民和农民工，这些政策的实际效果可能有限。住建部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商品房均价为12837元/平方米，即使100平方米的住房也需要128万元，远超低收入家庭的支付能力。 政策执行中的另一个问题是公平性。目前多数城市将补贴对象限定为“本地户籍”或“在本地缴纳社保满X年”的家庭，这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流动人口。而流动人口恰恰是我国生育潜力较大的群体。 从实际执行情况看，各地政策落地也面临一些挑战。一是申请流程复杂，材料繁多。以杭州为例，申请生育购房补贴需提交17种材料，办理流程需要7个工作日。二是预算保障不足，部分城市未明确补贴资金来源。 人口学专家普遍认为，虽然住房支持可以部分缓解家庭生育压力，但生育决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受到经济、文化、教育、医疗、托育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国家统计局人口所研究显示，仅靠住房政策，生育率提升可能仅在0.05-0.1个百分点之间。 面对人口负增长，我们需要保持理性期待。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培安表示：“我们要高度重视人口负增长现象，但是也不必过于忧虑。”他认为，中国人口规模巨大，人口减少的体量相对于总人口而言相对微弱，不会根本性地改变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 从人力资源角度看，我国仍有明显优势。截至2024年年末，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近9亿人，每年新增劳动力超过1500万人。而且，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超过2.5亿人，高技能人才超过6000万人，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14年。 未来，政策可能需要更加关注女性的真实需求。在生育一个孩子的过程中，住房的成本无疑是最显性的也最好计算的，而更多隐性的成本散落在“她”处。对一个女性来说，生育一个孩子带来的不仅是身体的疼痛或健康的风险，还有收入的减少和职业发展的受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