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蒋英在北京逝世，葬礼十分隆重，她的遗体上覆盖着鲜红的党旗，可是，却有人却认为蒋英得到高规格的待遇，是因为科学家丈夫钱学森。 这话要是让蒋英自己听见了，估计得叹口气。 确实，很多人一提起蒋英，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钱学森的夫人”。可懂行的人都知道，她可不是那种躲在丈夫光环下的人——单说“蒋英”这两个字，在新中国声乐界，本身就是一块响当当的招牌。 她的底气，打小就扎了根。父亲蒋百里是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军事理论家，被称为“中国近代兵学泰斗”，可家里从不缺艺术氛围。母亲是大家闺秀，弹得一手好钢琴，哥哥姐姐们要么爱画画，要么迷戏曲。蒋英六岁就跟着母亲摸琴键，十岁被送到上海中西女塾读书，那会儿她就能站在礼堂里唱《茶花女》选段，声音清亮得像初春的泉水，连校长都夸“这孩子天生吃声乐这碗饭”。 1937年，17岁的蒋英跟着父亲去了欧洲，一脚踏进了音乐的殿堂。在德国柏林音乐学院，她师从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克兰德尔，每天天不亮就去琴房练声，连吃饭都在背歌词。有次练《蝴蝶夫人》里的咏叹调，一个高音总唱不稳，她硬是对着镜子练了三个小时，直到嗓子发哑才罢休。后来转到瑞士苏黎世音乐学院，她又主攻歌剧表演，把意大利语、法语的发音抠到极致，老师说“蒋英对音乐的较真，比德国人还刻板”。 1947年回国时，蒋英已经是小有名气的女高音歌唱家。她没借着父亲的名气找轻松差事，反而一头扎进了刚刚成立的中央音乐学院，成了声乐系的第一批老师。那时候条件苦，琴房不够用，她就带着学生在走廊里练声；教材稀缺，她连夜手写乐谱，把自己在欧洲学的技巧一点点拆给学生。有个学生记得，蒋老师上课从不让人“只练技巧不练情”，教《黄河大合唱》时，她会先给学生讲抗日战争的故事，直到学生眼里有了光，才让开口唱——“声音里没感情，再高的音也没灵魂”，这话她跟学生说过无数次。 钱学森回国后，两人的家成了音乐与科学的“交汇点”。钱学森总说，蒋英的音乐是他科研之余的“解压药”，有时候对着复杂的公式头疼，听蒋英弹一段巴赫，思路突然就通了。可蒋英从不在外人面前提这些，她照样每天去学校上课，周末去剧院演出，连钱学森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那天，她还是按原计划给学生上了两节声乐课。有人劝她“现在可以歇一歇，享享清福了”，她却摇头：“我是老师，学生还等着我呢。” 她教出的学生里，出了不少响当当的名字——比如歌唱家李双江、梦鸽，还有声乐教育家金铁霖，这些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声乐界的中坚力量。直到80多岁，蒋英还在给研究生上课，耳朵照样尖，哪个学生的气息没沉下去，哪个字的发音没到位，她一耳朵就能听出来，一点都不含糊。 那些说她“靠钱学森”的人，大概没见过她站在舞台上的样子——聚光灯下，她穿着素雅的旗袍，一开口就能把整个剧场的人都“攥”住；也没见过她在课堂上的认真，握着学生的手教气息控制，额头上渗着细汗，眼里全是对音乐的热爱。她得到的尊重，从来不是因为“钱学森夫人”这个身份，而是因为她用一辈子的时间，把西方歌剧的精髓带回中国，把中国民歌的韵味融入声乐教学，硬生生在新中国的声乐史上，刻下了属于“蒋英”的名字。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