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毛主席突然发现，士兵们见到自己女儿李讷时，竟主动行军礼，好奇的毛主席询问汪东兴：“她现在是什么职务？” 1968年，北京形势复杂，《解放军报》社工作节奏加快，李讷作为关键负责人，统筹多项任务。她从基层编辑升迁，主管版面安排和内容审核，这职位要求她频繁与军区单位联系，收集素材。报社内部，她组织会议分派工作，确保报道贴近实际。这样的角色，让她在部队中出现频率增加，逐渐引起注意。士兵们对她的态度，从最初的问好，转变为正式礼节，这并非偶然，而是职位带来的影响。 毛泽东在中南海日常观察周边动静，那年夏季，他留意到女儿出入时卫兵的举动。士兵们见到李讷，主动立正敬礼，动作规范，这让他产生疑问。身份特殊本就易生误解，他担心女儿过早接触高位，会脱离群众基础。汪东兴作为警卫负责人，负责汇报日常，他如实说明李讷在报社的职务，总编辑一职涉及宣传协调。毛泽东听后，指出升迁速度需审慎，干部子女更应注重实际锻炼，避免官僚倾向。 此事引发高层讨论，毛泽东多次提及类似问题，强调领导者须保持平等姿态。他回忆早期革命经历，指出脱离实际的危害，尤其对年轻人。汪东兴记录指示，传达给相关部门，确保执行到位。李讷的职位虽有成绩支撑，但父亲的关切在于长远影响。这次询问，成为评估她职业路径的节点，推动组织部门考虑调整方案。报社工作虽忙碌，她仍需面对这种外部压力。 李讷在报社的日常，围绕稿件和采访展开，她审核材料时注重准确性，采访部队时记录一线情况。这些努力本是正当，但敬礼现象放大后，暴露身份作用。毛泽东的反应，源于对家教的坚持，他反对子女利用背景谋求优待，坚持原则教育。汪东兴在中间协调，提供事实依据，避免主观判断。这过程体现了决策的严谨，从观察到询问，再到初步评估，层层推进。 部队中，士兵敬礼的习惯，部分源于对报社权威的尊重，但更多系于李讷的家庭背景。毛泽东察觉后，立即介入，防止小事酿成大问题。他指示加强监督，确保干部子女参与劳动实践。这次事件，还涉及报社内部管理，她作为负责人，需平衡工作与个人定位。最终，讨论指向下放锻炼，江西干校成为选项。这决定虽出人意料，却符合当时对知识分子的要求。 整个事件持续数月，从初现端倪到形成决议，毛泽东亲自把关。汪东兴执行中，收集更多信息，包括李讷的日常行程和部队反馈。这样的处理方式，体现了责任担当，避免了潜在风险。 1970年，李讷调往江西进贤五七干校，参与农业劳动，从报社岗位转为基层实践。她在那里处理田间事务，适应集体生活，与当地人员共同工作。干校环境要求再教育，她通过体力劳动巩固知识。期间，她结识服务员徐宁，两人基于共同经历建立关系，1971年在北京登记结婚。毛泽东赠送马克思列宁主义选集作为贺礼，强调理想基础。婚后生子，但几年后夫妇因生活差异分开，她独自承担抚养责任。 1972年，她经济上出现困难，向父亲求助，毛泽东从稿费中取出8000元汇款，支持她渡过难关。这笔钱用于基本开支，她继续在干校坚持岗位。1976年毛泽东逝世，她返回北京处理后事，此后选择低调生活。1984年，她与军人王景清组建家庭，婚礼简朴，仅限于亲友。晚年在北京社区定居，她专注于家庭事务，偶尔阅读旧书，从不公开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