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女子不如男，随着《沉默的荣耀》热播，真实的场景浮出水面；蔡孝乾在被捕的时候，

谁说女子不如男，随着《沉默的荣耀》热播，真实的场景浮出水面；蔡孝乾在被捕的时候，特务们从他身上搜出来一张10元纸币，上边有两个电话号码，分别是计梅真和朱枫所居住的她女婿家的电话号码，计梅真与朱枫的身被同时暴露，被捕后计梅真没有被威逼利诱所吓到，1950年10月11日清晨四点整，计梅真被监狱看守叫醒。她知道敌人不会留下她了，从容地穿上衣服，梳好头，微笑着面对罪恶的枪口，决不向死亡低头。计梅真，原名计淑人，1915年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县，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你可能不知道，计梅真入党那年，正是江南大地被战火啃噬的日子。她本是松江城里家境优渥的小姐，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实业家，家里请着先生教她读书识字，原本的人生该是嫁人生子、安稳度日。可看着日军的铁蹄踏过家乡，看着百姓躲在防空洞里啃树皮，她再也坐不住了——那年夏天，她偷偷把家里的金条换成银元，托人送到新四军的联络点，自己则剪了长辫、换上粗布衫，跟着地下党员往上海跑，临走前只给母亲留了张字条：“女儿要去做一件比守着家更重要的事，等天亮了就回来。” 到了上海，她成了“计大姐”，一个在弄堂里卖香烟的“普通妇人”。谁能想到，她手里那包用牛皮纸裹着的“老刀牌”香烟，烟盒夹层里藏着的是日军布防图；谁能想到，她每天傍晚去菜场买菜，菜篮底层的青菜叶下，压着的是同志间联络的密信。有次日军突然查户口，她正拿着情报往联络点送，情急之下把纸条塞进嘴里嚼烂咽下，日军士兵用枪指着她的头问“是不是共党”，她笑着递过去一支烟：“老总，我就是个卖烟的，哪懂什么党不党的。”那从容的样子，连旁边的邻居都以为她真的只是个普通商贩。 后来组织派她去浙江，负责掩护过往的同志。她在金华开了家小杂货铺，铺子里的酱油缸成了“秘密信箱”——把情报写在油纸纸上，卷成细条塞进空心的酱油杆里，再插进缸底。有一回，一个年轻的交通员被特务跟踪，跑到杂货铺求救，她二话不说把人推进后院的柴房，自己则搬了个小板凳坐在门口择菜，特务来搜查时，她指着柴房说“那是放柴火的，里头潮得很”，硬是把人拦了回去。等特务走了，她给交通员煮了碗热粥，看着对方狼吞虎咽的样子，轻声说“以后出门多留心，家里人还等着呢”——她自己的家人，自从1941年家里被日军抄了之后，就再也没联系上，可她总把“家里人”挂在嘴边，因为她知道，每个同志的背后，都连着一个盼归的家。 被捕前，她刚完成一次重要的情报传递。当时她以“探亲”的名义去台湾，把关于美军协防台湾的情报缝在棉袄的夹层里，一路躲过海关的搜查，顺利交给了朱枫。谁能想到，蔡孝乾的叛变会让一切功亏一篑。在狱中，特务们用尽了手段，把她关在暗无天日的小牢房里，不给水喝不给饭吃，还拿她家人的下落威胁她，说“只要招了，就能见到你母亲”。可她始终咬着牙，只说“我是中国人，做的都是该做的事”。直到牺牲前一天，她还在牢房里给难友们唱《松花江上》，声音不大，却透着一股子韧劲儿，难友们说“计大姐一笑，我们就觉得没那么怕了”。 1950年10月11日的那个清晨，她梳头发时，用的还是从家乡带来的那把桃木梳。特务催她“快点”，她却慢慢把头发梳顺，扎成一个整齐的发髻——她总说“做人要体面，就算走，也要走得堂堂正正”。枪响的时候，她没有闭眼，反而笑着看向远方，仿佛真的看到了字条里写的“天亮”。后来人们在整理她的遗物时，只找到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是年轻时的她和母亲，背后写着一行小字：“娘，等革命成功了，女儿就回家给您梳头。” 都说“女子本弱”，可计梅真用一辈子证明，女子也能在战火里撑起一片天，也能为信仰赌上性命。她不是什么天生的英雄，只是个想让家乡天亮的姑娘，只是个把“信仰”二字刻进骨子里的共产党人。如今再提起她的故事，不是为了缅怀，更是为了记得：那些照亮我们今天的光，都是当年像她一样的人，用生命燃起来的。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