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9月8日毛主席为北京语言学院题写校名。 九月的北京，说不清是热还是凉。 风一阵一阵吹过教学楼，地上落叶打着圈儿蹦跶，谁也没当回事。 可1974年那个九月，北京语言学院，一所谁提都得解释半天的学校，忽然成了风头浪尖的地方，成了“有墨宝的单位”。 这事，说来也怪。 当年啊，北京语言学院在国际上算是有点名气的。光是外国学生，一拨接一拨地往学校里涌。可在国内，说穿了，知道的人真不多。 校门口那块牌子，挂得也挺不起眼，一般人路过都当是个附中。 领导们心里清楚，咱们是给外国人教汉语的，这事光靠干还不行，还得有人知道你干了。 后来，就有人提了个主意。说咱要不……请毛主席给学校题个名？这话一出，屋子里的人都噤了声。有的看窗户，有的低头喝茶。 没人敢直接接，谁都知道，这事儿不是小打小闹。 毛主席提字，那可不是随便画一笔，是真章，往哪儿一挂，就是个说法。 可再一琢磨，还真不是没道理。 语言学院跟别的学校不一样，它既教书又出国接人，身子是学校，影子是外交部。那时候国际形势正走上坡路，外国人来得多，说到底是国家的脸面。 既然干的是这个活儿，那就得让国家也看见你。 最后，校领导拍板了，信得写。那谁写？挑来挑去，挑中了李延祜。 中文系的老师，人稳当，话不多。最关键，写得一手好文章，六十年代还写过给毛主席的电报。那时的人啊，信文字，信笔力。写信不是任务，是责任，是托付。 任务下来的时候，是八月底，天还热着，宿舍楼道里都是凉席味儿。 李延祜那天晚上接到通知，十点多了，还被叫到院办开会。 领导开门见山：“延祜同志，这次请主席题字，信由你来执笔。”他没多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当时谁都明白，这不是一封普通的信，是给国家最高领袖写的，每一个字都得掂量。 他回家后连夜开工。屋里热得不行，扇子哗啦哗啦响，灯泡一闪一闪的。 他摊开稿纸，第一句就卡住了。写“敬爱的毛主席”？不够新鲜；写“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又怕太空。他一边写一边琢磨，写一句划一句，茶水泡了三壶，人都坐得直不起腰。 整封信写得不长，大概两三百字，但写了两夜。 里面写了学校的事：说咱是中国唯一一所专门教外国人学汉语的学校，说咱复校以后，外国学生越来越多，在国际上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说咱在对外友好中承担着特殊作用。 字句不夸张，也不扭捏，就是实话实说。 信写好后交上去了，是9月2号。 送上去的路也没多远，可大家都觉着那信走得忒慢。校里谁都不说话，脸上写着“等等看吧”。等得那几天，学校的广播也显得特别响，学生上课心不在焉，连老师批作业都一边看一边走神。 谁也没想到，9月9号，消息来了——毛主席题了字。 那天上午，天气有点阴，校园里风也大。 院里先是来了电话，说主席看了信，提笔写下了“北京语言学院”六个字。横着写，写得不高不低，左轻右重。 那会儿，没人真看见墨宝，可光听说这六个字是主席写的，大家就坐不住了。 食堂排队的丢下饭碗往外跑，教学楼里全是人往下冲。有人喊“主席给咱们写字啦！”，有人边跑边哭，还有人不信，让人念一遍文件才算数。 整个校园乱哄哄的，可没人闹，就是激动。真激动。 题字的原件过了几天才到。学校专门派了两个代表去“敬请”回来，一个是干部，一个是工农兵学员，选得讲究。题字一进东门，鞭炮就炸开了，锣鼓跟着响，学生自发排起长龙，一直排到办公楼下。 那几个字一揭开布，所有人都仰着脖子看，谁也不说话，只听见风吹树叶沙沙响。 那天晚上，学校像过年一样。楼上楼下灯全亮着，教工食堂加了两道菜，学生宿舍贴了红条幅。第二天一早，校党委开会，决定——9月9日定为北京语言学院的校庆日。 再过两天，全校开大会庆祝。礼堂坐不下，学生站在窗外听。 李延祜又被请去写致敬电，还写了首诗歌，名字叫《主席题词暖心怀》。不长，几段顺口溜似的句子，学生排着队朗读，有的还哭了。不是因为那诗写得多好，而是因为大家真觉得，这事太光荣了，是真正的“大事”。 这些材料都留档了。致敬信、题字、诗稿，每一样都有档号，有封皮。 现在翻出来还能看到墨痕，纸张虽旧，字迹依然清楚。档案馆的老师都说，那一摞是“镇馆之宝”。 几十年过去，校名改过，东门重修过，老楼也推了。 可那张题字的影印件，始终挂在档案馆墙上。每年九月，学生们会站在那儿合影，也有人看一眼就走。再问起那年，有的老师还记得那天风是从东边吹过来的，还记得院办的玻璃窗哆嗦一整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