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7月23日毛主席接受左眼白内障手术，在住处提笔写下鲁迅悼杨铨诗。 1975年七月，北京热得沉，风像不愿进城。 中南海里，毛主席的眼睛出问题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左眼白内障，早就发展到严重阶段，看东西发灰，看字模糊。秘书递文件，他得凑过去看，放大镜总是离不开手。 有人提议干脆听口述，他摇头，冷冷一句：“眼还能用。” 医疗小组换了几拨人，一直没定下治疗方案。有建议请外国专家，也有人说要守住传统，走中医路子。 主席一开始不表态，房间里的空气像压着，谁也不敢催。 唐由之是在这种情形下被请进来的。 四十出头，北京广安门中医院的眼科中医。进中南海前，做了详细准备。他没带什么高科技材料，就带了几根针，还有一张简单的手术图。 见面那天，主席坐在书桌边，房间光线暗，窗帘拉着，角落里有股药味。 唐由之开口没绕弯，说的是“金针拨障”，不是那种全麻全切的手术，是用一根极细的针，把眼球里的混浊部分拨开，让光线重新进来。 他不夸口，也不兜圈，话说得干脆。 主席听着没吭声，半根烟抽完，才说：“你做过多少例？”唐由之报了个数，声音不大，但听得出来底气够。 第一次见面后没多久，主席在一份批示旁边写了一句：“或需治之。”只有这么一句，就像是一个信号。医疗组这才动起来，唐由之成了主要执行人。 手术地点定在中南海，书房腾出来做临时手术室。 7月13日开始布置现场，灯光、纱布、消毒布、仪器一一摆好。 金针是定制的，细得肉眼都难看清。唐由之和助手来回演练流程，甚至在墙上贴了针的进针角度示意图。 中南海的工作人员不动声色地配合着，谁都知道这事不能出一点差错。 到7月23日晚上，天气更闷了。 没有风，连鸟都不叫，手术安排在晚上十一点。 主席吃完晚饭，换了衣服，准时坐进椅子，屋里没开强灯，只用了两盏小灯照着手术台。 唱片机里放着《满江红》的配乐，那是主席喜欢的曲子，听了让人心里稳当。 手术过程很快。 唐由之手法稳，针下去的时候几乎没人察觉。 他一句话都没说，集中得连助手都不敢出声。几分钟后，针拔出来，纱布贴上。唐由之松了口气，低声说：“主席，完事了。”主席静了两秒，低低地说：“我还以为没开始。” 人送回房间，时间已经快凌晨一点。 唐由之没回去，就在门外坐着。怕有突发情况。屋里安安静静。 一个小时过去，门忽然开了，是主席的声音：“由之，进来。”那语气不重，听不出情绪。 他靠着床，眼睛还蒙着纱布，聊起名字，说这“由之”两个字，让他想起鲁迅的诗。 那首悼念杨铨的诗里，有一句是“花开花落两由之”。说着，他让人拿来纸笔，说要写。身边人劝他眼还没恢复好，他摆手说：“能写。” 于是他摸着纸，硬是写下了那四句。 没打草稿，也没改。 写完就递给唐由之，说：“送你。”那张纸，后来被保存起来，成了晚年极少的盲写作品。 纸上的墨还没干透，笔迹有点偏斜，但字写得沉。 术后第五天，主席左眼能见东西了。起初还不适应，后来戴上专门做的镜片，能看清文件。那天他坐在书桌边，戴着厚镜片，翻报纸翻得很慢。 旁边的工作人员都悄悄看着，不敢打扰，主席一句话没说，只是不停翻页。 没多久，他和医疗组合了影，说话也比之前轻快些。对唐由之说：“右眼也劳你。”那语气听着像约下次喝茶一样自然。只是这个“下次”，没赶上。他那年没再动手术，第二年九月去世了。 那支手术用的金针，被收进博物馆。 现在在南通的眼科博物馆里展着，标的是“国家一级文物”。透明的展柜里，一根针平平放着。光照下来，针身有一点反光，很细，要凑近了才看得清。 来参观的人有时读不懂那诗，就站着看那行字：“花开花落两由之。”有人低声念，有人拿手机拍照，也有人什么都不说，就那样看着。 这场手术，在医学界后来说得不少。 什么中西医结合，什么传统技法复兴，说得都挺完整。但在场的人记得的，不是这些。是那天屋子里有多闷，是手术时唐由之的额头出了几滴汗，是主席笑着说“还没开始”那一瞬空气轻了点。 手术那晚，窗外没风，门没开，只有一个老人在灯下写诗，一边写，一边说“送你”。字不多，纸不新，可那一刻是真的。 后来还有件事，很多人不知道。 1975年9月，主席见了英国前首相希思。 照片上，左眼清清亮亮，笑得也真。那天他谈了书、谈了世界局势，还提了中国的医生。医生是谁，诗写给谁，针是怎么下的，那些细节都留在那个夜晚，没人再提起。 只是灯光下，那支针静静地躺着，没有声音，也没有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