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任：陈独秀领导； 第二任：瞿秋白领导； 第六任：毛主席领导； 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的历任最高领导人们，前后共经历了六位最高负责人，先是陈独秀领导，他也是我们党成立的创始人之一。在我党成立初期，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直到1938年，才真正迎来了毛主席的领导，从此走向光明。 1937年夏天，卢沟桥那边一声枪响，全国抗战开始了。 局面一下子变了，国共两党又走到了一起，说是合作，其实彼此都捏着劲儿。蒋介石不想让共产党做大，共产党这边也不准备把命运交出去。 就在这年冬天，王明回来了。 他在苏联待了好几年，见过不少人，说话也带着点口气。他一回来就开会，说要一切都通过统一战线，八路军也得听蒋介石指挥。 坐在下面的人，有点懵，也有点摇摆。 毕竟他刚见过斯大林，说的话让人不敢马上否。 但毛主席没跟着点头。 他记得大革命失败的那几年，记得1927年后党的转折，也看过蒋介石的路数。他不信国民党真愿意平等合作。日本打得是猛，但大多集中在城市和交通要道，中国地方大，农村多，反而成了共产党活动的空间。他说要靠游击战，在敌后扎根。 这事，他反复讲过，不是一次两次。 延安开会的时候，有人听王明说得像有理。统一战线、民族团结，这些词谁不认？但要真把八路军交出去，谁来保证不被边缘化？毛主席没直接怼人，他只是一遍遍讲要独立自主，要靠自己组织根据地，自己打仗，不靠别人施舍。 王明去了武汉，挂了不少头衔，在那边搞工作。 但他那套想法，慢慢出问题了。 蒋介石那边没真拿他当回事，党内这边也越来越觉得他跟中央有点不贴。 1938年春，党派任弼时去莫斯科，他带了个报告，把国内抗战局势讲了一通。 几个月后，共产国际回话了，说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没错，说灵活，说实事求是。这就像是打了一针强心剂，延安这边松了口气。 更直接的是季米特洛夫说的话。他告诉王稼祥，毛主席应该当党的领导，其他人别争。 这不是命令，但在当时，就算半句暗示也够用了。王稼祥把话带回来，九月政治局开会的时候，讲了出来。 会场不热闹，但没人反驳，大家心里都明白，风向变了。 到了9月底，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开的。 会址是个老天主堂，地方不大，屋里能坐几十号人。毛主席在会上作了报告，讲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党该怎么走。 他没用太多空话，也没绕圈子。他说统一战线要坚持，但得守住独立，不能事事都看人眼色。 他还讲了一个提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思是不能死搬书本，要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来办事。过去搞斗争，是根据工人城市那一套，现在不行了，得看农村，得看敌后。 这种话，在当时并不新鲜，但他讲得更直白，也更有底气。 会上的另一个重点，是党的纪律。他说得很清楚：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几句话，后来被写进党章。 当时不是喊口号，是为了管住那些各搞一套的干部。张国焘当年那一出，党到现在都没完全缓过来。 毛主席还特意讲了游击战。他说，正规战是主力，但没游击战，就站不住。 现在八路军和新四军大多在敌后，那些地方条件苦，但空间大，能发展。他警惕有人轻视游击战，把希望都压在正面战场上。他说那样会被动，会被卡住。 他还提到“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个说法，说不对。他的原话是，这么说，就是一头扎进人家框子里。国民党不可能让统一战线有真正的组织形式，形式都没有，还谈什么事事经过？底下的人听懂了，没人再拿那个口号当回事。 会议最后，党通过了几份文件，定了不少规矩。 比如中央委员不能在外面乱说话，不能发和中央不一致的意见。地方上也不能自作主张，得服从中央。这些规矩，没什么新鲜字眼，但很实用，能管事。 全会之后，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基本稳住了。 没人再去争，也没人敢公然唱反调。王明的影响力往后退了，虽然名义上还在核心层，但已经边缘化。新四军、八路军在各地扩展，根据地一块接一块地铺出来。群众开始参与，党内气氛也稳了下来。 蒋介石那边，看在眼里，不高兴，但也不好下手。 共产党现在有了根据地，有了兵，有了人，有了地盘。统一战线表面上还在，但底下的博弈越发复杂了。 1938年冬，天主堂院子里照了一张相。 前排几个人坐着，毛主席在中间，神情淡。旁边是朱德、王稼祥、项英、王明。后排站着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穿得不整齐，神态各异。 那天没风，但天冷，地上有点霜。相机咔哒一下，就把那个节点留住了。 那天以后，很多事情悄悄变了。
